近日，考古人员在凉山西昌市礼州镇发现的“栖流所”碑，经凉山彝族自治州博物馆和西昌市文管所的考古人员考证，“栖流所”为清代管理流浪乞讨人员的专门机构，类似于今天的救助管理站，该石碑记录了清代管理流浪乞讨人员的一段历史。19日，记者从凉山彝族自治州文物管理部门获悉，栖流所碑拓片近期将被收录入书。

    发现“栖流所”碑现古镇

    9月23日，古镇礼州北街82号，一名男子吃力地从墙旮旯里拖出一块石碑。在他身后，凉山彝族自治州博物馆和西昌市文管所的考古人员正在焦急等待。石碑刚一出来，手持照片的副研究员张正宁就迫不及待地上前比对。“没错，果然是它!这标明的就是120多年前的救助站！”张正宁兴奋地说。这是一块只有上半截的红砂石残碑，长宽均为61.5厘米，厚6厘米，字迹清晰可辨。记者看到碑文里出现最多的词就是“栖流所”。凉山彝族自治州博物馆馆长刘弘研究员说：“‘栖流所’是清代管理流浪乞讨人员的专门机构，类似于今天的救助管理站。”这究竟是一块什么样的石碑，居然使两位知名考古专家专程带人从西昌赶往此地？

    1999年，时任西昌市文管所所长的张正宁收到了一封信，大意是说礼州镇一个从前叫作“叫花营”(栖流所)的地方存有两块石碑，问有没有文物价值。信里还附有两张照片，一张照片拍摄的是嵌在门楣上的石匾“栖流所”，另一张为残碑照片，写信人是家住礼州镇北街82号的代明华。张正宁与刘弘多次谈到“合适的时候来看一看”，但总也没机会，这一等就是10年。恰好，刘弘今年主持编纂《凉山州历史碑帖全集》一书，猛然想到“栖流所”碑，于是就邀约已退休7年的张正宁前往礼州寻访。

    在礼州北街，记者一行询问了多个老人才终于找到“叫花营”。废弃的“叫花营”早已颓败，嵌在门楣上方的“栖流所”石匾已不见踪影，只留下一道深深的长方形凹印。好在细心的张正宁随身带来了那封信，大家“按图索骥”，多方打听才辗转找到代明华。听说石匾已不在了，57岁的代明华非常惋惜：“肯定是被偷了。”至于那块残碑，热心文物保护的代明华说：“就在我家。”于是，在代明华家，发生了开头那一幕。

    揭秘清代的“救助管理站”

    在两位考古专家的指导下，记者解读了重修于清光绪九年的“栖流所”碑的碑文。“栖流所”是清廷为流浪乞讨人员混碗养生饭设立的落脚栖身之地。“栖流所”的经费来自政府，由负责当地治安的“团正”和“团副”来管理。碑文的史料价值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一、栖流所重修于政府财力枯竭的清光绪九年，表明这种机构曾在清代相当一段历史时期内存在过;二、栖流所里的乞丐有一定数量，来源和成分复杂：既有男丐，也有女丐，既有本地乞丐，也有外地乞丐，既有相对强势的丐头，也有绝对弱势的普通乞丐;三、乞丐无论“远近男女老幼”，不准丐头及当地强悍乞丐勒索钱财、估吃霸拿栖流所供应的饮食、物品;四、男女有别，异性乞丐分房居住，不准“同地栖止”;五、乞丐应爱惜栖流所的公物，“院内瓦片木石责成乞丐头随时护惜，不准同类偷窃盗卖。”

    栖流所碑碑文是清光绪九年的西昌县分县以告示的形式刻写的，内容极为信实可靠，尽管碑上残留文字只有365个，却向世人形象地再现了120多年前的“救助管理站”。

    “栖流所”碑拓片将被收录入书

    礼州为什么设立栖流所？熟知西昌历史的张正宁解释：“西昌市礼州镇在清末社会治安混乱，政府出面管理，首先要管好‘叫花子’，所以才在这里设立栖流所。”

    刘弘高度评价了该碑的价值，他认为：“官修史不可能记载‘叫花子’，这会让政府尴尬，家谱也不写‘叫花子’，这会使整个家族蒙羞。”栖流所碑的发现，“以考古物证的方式从细节上复原了历史，填补了历史的空白点。”刘弘表示，他将把标点注释后的栖流所碑拓片收录入目前正在编纂的《凉山州历史碑帖全集》，因为这对于“研究晚清政府的社会福利制度和民政史”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