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辞海》第一次修订完成，并于当年4月以“《辞海》（未定稿）”的名字出版。这个版本编纂过程中，党内政治生活日趋不正常，宣传个人崇拜已成气候，这些都反映在书中。“井冈山会师”这个词条中，把林彪放在朱德之后、陈毅之前，说成是与毛泽东会师的领导人，严重不符合事实。彭德怀那时已被打倒，于是他担任八路军副总指挥、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司令、西北野战军司令员等履历被一笔抹杀。项英则因为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者”，而根本没有资格进入《辞海》。这一版本“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痕迹十分明显。但即使这样，也未公开出版，只能“内部发行”。“文革”开始后，《辞海》（未定稿）被打成“大毒草”，受到严厉批判。

　　1978年国庆后，中宣部和国家出版局下达紧急指示，要求《辞海》（第三版）于1979年国庆前正式出版，向新中国成立30周年献礼。这次修订，最大的困难还不是时间太紧，而是当时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仍未完成，《辞海》采取怎样的编辑指导思想就颇难把握。时任主编的夏征农派主持常务工作的副主编罗竹风专程前往北京寻求有关方面的帮助，罗竹风在北京盘桓了二十多天，无功而返。最后，编辑部冒着极大风险，自行制定了新的稿件处理办法，从实质上否定了“以阶级斗争为纲”，否定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否定了“文化大革命”……所幸，《辞海》编辑部的“冒险”与历史洪流的方向相一致，这一版《辞海》广受好评，出版后洛阳纸贵，行销300万册。

　　但《辞海》编辑部很快意识到，1979年版还存在许多先天性问题，有的学科只有少量条目，与该学科的重要性完全不能相符。在传统观念中，社会学是资产阶级的学问，所以1965年出版的未定稿中，社会学只收了一条，而且是以批判的写法写的。编纂第三版的时候，编辑部专门派人到北京，聘请费孝通先生担任社会学分科主编，费孝通那时还未安排工作，欣然接受邀请，为《辞海》赶写了18个条目。但18条远不足以支撑一个独立的学科。到1989年版，在费孝通的主持下，《辞海》社会学的条目扩充到了300多条，才算初具规模。

　　“现代社会变化很快，特别是科学技术日新月异，《辞海》每次修订间隔的时间，只能更短，而不能更长”，巢峰说，“当然知识也要有个经受时间考验和沉淀的过程，所以，间隔十年也算恰如其分。”

　　“《辞海》的一次次修订，既是一个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过程，也是一个探索真理、修正错误的过程，”巢峰认为。

　　在1965年版《辞海》中，“筹安会六君子”之一的杨度完全被写成一个反面人物。周恩来总理在逝世前不久，专门派人转告《辞海》编辑部，杨度早就加入了共产党，并直接受周恩来的领导。周恩来说，新版《辞海》上若有“杨度”条目，要把他加入共产党的事写上。

　　《辞海》编辑部接到这一指示后，专门派人去访问杨度的两个弟弟，结果不得其详。后来夏衍为此提供了具体材料，证明杨度是中共秘密党员，并曾参与营救李大钊，晚年在上海住在杜月笙家里，继续做地下工作。“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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