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宗陶：儒家的价值观和现代社会之间重新建立制度性联系是否还有可能?是否还有必要?

　　余英时：儒家价值怎样在今天再发挥正面的作用，这是一个极复杂的问题，不是三言两语说得清楚的。简单地说，我认为在儒家价值与现代社会之间建立制度性的联系是行不通的。

　　我们今天必须在“公共生活领域”和“私人生活领域”之间划上清楚的界线。在“公领域”我们必须靠政治体制、法律、宪法之类的机制来运作，任何一家／派的学说或理论都不能侵入。这是全体人民通过选举、代议机构等等来决定的。但在“私领域”中，每个家庭或个人都有权选择自己的价值体系，儒家、佛教、道教、基督教或伊斯兰教都可以是选择的对象。儒家不是有组织的宗教，今天只能靠家庭、私人个体来传播，国家权力不宜介入。

　　李宗陶：继台湾读经运动之后，大陆前段时间兴起一阵小朋友读经热，一些有条件的家长开始推崇由四书五经起步的家学，您觉得这些举措对恢复儒学传统是否有益?

　　余英时：读经运动在20世纪曾一再有人提倡，如30年代地方长官如广东陈济棠、湖南何键等都曾做过努力，但并未见成效。台湾读经运动并没有真正执行过，只有少数人写文章鼓吹而已。大陆上近年来听说有些地方进行了小学生读四书、五经的“热潮”，成效如何，我完全不知道。

　　80年代，我曾帮助过新加坡政府编写“儒家伦理教科书”，准备在中学推行，但试验了一两年便无疾而终。严格地说，读经实在困难，四书还算比较容易懂，五经即在专家之间也大半没有弄明白。新经学大师王国维都承认，《书经》他有一半不懂，《诗经》也有20％不懂。那么今天教五经的师资从何而来呢?

　　其实读经的目的无非是要使小孩子早点接触儒家的价值。这只有在中小学教科书中选若干易懂的篇章，详加注释，由合格的教师来讲授。除此之外，别无他法。要儿童在学校课业之外，再额外读难懂的经书，恐怕不能持久。价值只有和日常生活打成一片，才能进入青少年的心灵之内，仅仅背诵经文是无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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