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欧阳修博洽多闻，学富五车，却因亢直敢言，屡忤权贵而宦途淹蹇，一生中被贬谪三次，颠沛流离，令人叹惋!

　　景祐三年(1036年)五月，权知开封府的范仲淹因抨击宰相吕夷简独揽朝纲、任人唯亲而触怒朝廷，被贬知饶州(今江西波阳)。大臣余靖、尹洙为范仲淹鸣不平，也先后遭到贬谪。左司谏高若讷身为言官，本应主持公道，却趋炎附势，落井下石，肆意诋毁范仲淹。时任馆阁校勘的欧阳修挺身而出，仗义执言，奋笔疾书，写出了著名的《与高司谏书》，痛斥他“不复知人间有羞耻事”。高若讷将书信上交朝廷，仁宗龙颜大怒，贬欧阳修为峡州夷陵(今湖北宜昌)县令。空怀琏瑚之器的欧阳修还未及施经纶，展抱负，便被逐出朝廷。这年他才30岁，刚届而立之年。

　　“闻说夷陵人为愁，共言迁客不堪游。”夷陵离京师近两千里，偏僻荒凉，人烟稀少，一向乐观豁达的欧阳修此时也深感自己形单影只，如断梗飘萍。好在夷陵的官员耆绅仰慕他的学问，敬重他的人品，都愿为他倾盖相交。一时新朋旧友，其乐融融。而这里又民风淳朴，案牍不多，政事之暇，欧阳修走访老农，体察民情，拄笏看山，浏览风景，纸田墨稼，吟诗作赋，写出了许多清新流丽的诗篇。“行见江山且吟咏，不因迁谪岂能来。”他刚贬谪时的颓唐沮丧在这种生活中一扫而光。景祐四年(1037年)十二月，京师、定襄(今山西忻州)连续发生地震，庐舍丘墟，死者枕藉，直史馆叶清臣借机上疏仁宗，请他“深自咎责，详延忠直敢言之士”，欧阳修于是因祸得福，改徙为光化(今属湖北)县令。康定元年(1040年)八月，欧阳修终于回到睽违两年之久的京师，重任馆阁校勘之职。

　　庆历五年(1045年)春，庆历新政因遭守旧派的破坏而以失败告终，新政的推行者范仲淹、富弼、杜衍先后被贬谪出朝，枢密副使韩琦上疏营救，结果以资政殿学士出知扬州。奸邪宵小诬蔑此四人朋比为奸，称之为朋党。其时正任河北都转运按察使、权知真定府事的欧阳修，认为“士不忘身不为忠，言不逆耳不为谏”，再次挺身而出，上疏为范、富、杜、韩辩解，说他们本就无党，所谓朋党乃是诬陷，“欲广陷良善，则不过指为朋党;欲动摇大臣，则必须诬以专权”。此话一语破的，击中了奸邪宵小的要害。但仁宗不予理会，守旧派则多方牵扯，罗织罪状，欲置欧阳修于死地。恰巧欧阳修的外甥女张氏因私通家奴东窗事发，案子移送开封府审理，谏官钱明远、权知开封府杨日严趁机诬谄欧阳修也与张氏有染，并盗取了张家钱财购置田地，不由分说将他拘系狱中。虽然后来查明此事纯属子虚乌有，但欧阳修还是受到牵累，被降职出知滁州(今属安徽)。本欲为国清除弊政，却祸从天降，落得如此结局，让欧阳修欲哭无泪!这年九月，39岁的欧阳修买棹南下，在凄风苦雨中开始了第二次贬谪生涯。

　　滁州介于江、淮之间，经济尚欠发达，舟车商贾稀少，百姓淳朴浑厚，安于畎亩，从不滋事生非。欧阳修勤于政事，关心民瘼，兴利除弊，发展生产，百姓感恩戴德，把他和曾在此地居官的王禹偁合称“二贤”，并立祠纪念。欧阳修既“乐其地僻而事简，又爱其俗之安闲”，闲暇时徜徉山水，寻幽探胜，临溪而渔，酿泉为酒，在悠然陶然中宠辱皆忘。他在滁州写了许多诗文，脍灸人口的《丰乐亭记》、《醉翁亭记》就写于此时。迨到庆历八年(1048年)春，仁宗忽然心血来潮，想起了忠不避危、无罪遭贬的欧阳修，一道诏书徙他知扬州。扬州是繁盛大郡，来此为官者算是重用，这意味着欧阳修已结束了第二次贬谪生涯。这年他42岁。

　　令欧阳修没有想到的是，在他垂暮之年，官至参知政事时，又遭第三次贬谪。原来英宗并非仁宗亲生，他即位后是否应尊生父濮安懿王允让为皇考，朝中分为两派，相持不下，历史上称为“濮议之争”。欧阳修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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