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坊市制度是中国历代坊里(市)制度发展的高峰，也是城市封闭结构发展的高峰。与中国古代其他城市制度一样，坊市制也表现出较大的政治属性。不少学者认为唐代坊市制度阻碍了城市经济的发展与繁荣，因此唐中期坊市制度一旦破坏，城市经济便全面发展并导致了唐宋城市革命的发生。笔者认为中国传统城市的发展，固然有受政治影响的一面，但更多仍受历史条件的制约。在唐中期以前的历史条件下，唐代坊市制度的存在仍具有合理性并发挥了重要的历史作用。

　　宋代以前，中国传统城市大多是各朝代的统治中心或军事重镇，政府为了更好地维护统治，对城内的居民和商业活动进行严格的控制并形成了一系列完整的制度，坊市制便是其中的典型。从字义上来分析，“坊”与“市”是两个概念。坊，又叫里，或称坊里，是古代城市最基本的单位。唐人苏鄂在《苏氏演义》中指出:“坊者，方也。言人所在里为方，方者，正也。”“市”则为商品交换的场所。坊市制主要表现为将住宅区(坊)和交易区(市)严格分开，并用法律和制度对交易的时间和地点进行严加控制。坊市制至迟在西周时便开始萌芽，“凡居民，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春秋战国时期，坊(里)市制度逐渐形成，“匠人营国，方九里，左祖右社，面朝后市。”到汉代坊市制进一步完善，坊市布局比较规则齐整，汉代长安城内“街衢洞达，闾阎且千，九市开场，货别隧分，人不得顾，车不得旋，阗城溢郭，傍流百廛，红尘四合，烟云相连”。魏晋以降坊市制度进一步巩固发展，北魏时期，洛阳就已形成了棋盘式的格局，“庙社宫室府曹以外，方三百步为一里……”这种带有较强封闭性的制度于唐代达到了顶峰。

　　经过魏晋南北朝400多年的大分裂，社会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唐初仅有人口3120151户，仅占隋大业初900万户的三分之一;土地大量荒芜，“自伊、洛以东，暨乎海岱，灌莽巨泽，苍茫千里，人烟断绝，鸡犬不闻，道路萧条。”发展农业生产、稳定社会秩序成为摆在唐朝统治者面前的首要任务。为了恢复并发展生产，唐朝在农村推广均田制，实现“耕者有其田”，轻徭薄赋，减轻农民负担，稳定并增加农村劳动力。在城市则大力推行坊市制，以杜绝农民离乡背土的现实途径。由于农业的生产效率本身不如手工业和商业高，因此农民始终存在去农从工或从商的冲动，而古代生产力水平低下，“一夫不耕，或受其饥;一妇不织，或受其寒”，因此大量农民离开土地轻则影响经济发展，重则危及封建政权的稳定。坊市制度的存在，使农民无法自由地来到城市，从而保证了农业劳动力的充足，有利于唐代前期农业乃至整个社会经济的恢复与发展。

　　唐代坊市制度具有管理和服务的双重功能，管理功能是以维护封建统治为主要目的(侧重于坊)，而服务功能则带有维护市场秩序促进经济稳定发展的目的(侧重于市)。

　　“在邑居者为坊，在田野者为村”。坊市制中的“坊”是将城市中各类建筑划分成封闭的地理空间，将城市居民分区居住并保持相对独立性的一种封闭式管理模式。作为历代坊市制度发展的顶峰，唐代将城市居民按坊居住并进行管理，形成了统一的城市格局。诗人白居易曾用诗生动地描述了坊市制下长安城整齐划一的概貌:“百千家似围棋局，十二街如种菜畦。”唐代的坊市制根据城市的封建等级(而不是根据实际需要)来确定不同城市建立坊区数目，例如唐时长安有108坊，东都洛阳有103坊，扬州、苏州约有60坊，沙洲仅有四坊等，体现了封建等级制度。市、坊严格分开并将居民区用围墙圈起来，实行坊里邻保制、按时启闭坊门制、宵禁制等有利于加强对城市居民的管理和控制的配套措施。《资治通鉴》记载了一些发生在坊门的刺杀事件，例如“六月癸卯，天未明，元衡入朝，出所居靖安坊东门。有贼自暗中突出射之，从者皆散去，贼执元衡马行十馀步而杀之，取其颅骨而去。”当时，一些江湖人士或恶少逞能滋事也多在坊外发生，而坊内很少见，说明正是这种比较严格的管理模式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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