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趋利避害”，不仅是经济学对人性的基本假设，套用一下来解释眼下大学教授们与项目捆绑的现象也并无不当。

    虽说搞文科的知识分子不是人人精于算账，用斤斤计较的商业价值来衡量人文学者也未免俗气，但摆明的政策导向，确实已经驱使越来越多的学者们“远课堂、亲项目”。

    仅分析一下大学教师们的收入来源即可发现，上课、写论文、搞科研堪称老师们按劳获酬的“三驾马车”，但这“三驾马车”之间的水平十分不均衡。

    根据目前的市场价看来，给学生上课虽然是高校教师的主业，但老师获得的课时费一般只有百来元，有些老师甚至直言：“每节课的课时费只有两位数，低得可以忽略不计”；相比之下，如果大学教师潜心学术论文写作，一旦论文发表在核心刊物或者更加权威的顶级刊物上，一般可获得数千元的奖励，收入按四位数计算。那么，承担一个科研项目能够给大学教师提供的额外收入是多少呢？据了解，尽管从事人文科学的学者承接的项目，与动辄能申请到百上千万项目经费的理工科学者不能相提并论，但零零总总的小项目依然不少。仅一个7-10万元的小项目，一般而言，项目负责人就可从中“谋利”1-2万元！

    作为教师主业的讲课收入，不时以两位数计算，且教学好坏尚未纳入日后评职称、评奖的考评体系之中；写论文、承担项目等副业带来的收入，动辄以四、五位数计算，且教师承担的项目，又能作为彰显其科研能力和水平的成果而记录在册。差异如此悬殊，怎么令教师们不“趋利避害”？

    为了成功申请到科研项目及其附着的大量科研经费，人文社科的学者们不得不埋头于各色申请表格的填写。“科研是对未知领域的探索，但在填表申请时，仿佛人人都已经对项目的进展胸有成竹，大家都必须分阶段、细致地填写科研的具体内容以及所能得到的阶段目标。”一位在沪上211高校执教的年轻教师尽管口口声声称申请项目的过程“极为痛苦”，教师之间甚至免不了还要为申请同一个高级别的项目而进行一番“角力”，但他亦坦言，科研项目对文科教师来说，绝对是一块“大奶酪”，直接关乎每个教师的切身利益。只有承受获取“奶酪”的痛苦，才能保证大学教师能过上相对体面的生活，相对有尊严地活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