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您一直都很看重国学的历史使命，而且关注中国文化如何由传统走向现代，不久前在国家图书馆的演讲中您特别提到“要警惕国学热中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您怎么看这种倾向？

    汤一介：是的，我提出要在全球化背景下看待中国传统文化，当前在全球化的形式下，脱离整个世界发展的轨道只考虑自己的文化是不可能的。

    最早在1992年时出现两股思潮，一个是后现代主义思潮，针对一元化思想倾向而出现，它要消解一元化的思潮，特别是对现代化中间出现的问题而提出的，主张多元化，反对系统化。另一种思潮是1993年，《人民日报》发表《国学，在燕园又悄然兴起》，这股思潮当时出现，从一个方面讲也是在消解一元化，当时我就担心国学过热，一个是可能走向复古的路子，一个是可能意识形态化，因此我提出必须在全球意识的观照下考虑自身的文化发展。

    现在文化上的“欧洲中心论”已经破产，决不能再提出个“中国中心论”来，什么“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中国文化可以拯救世界”，这不仅是不可能的，而且是十分有害的。对老祖宗给我们留下的文化遗产，必须珍视，但我们并没有为这份文化遗产增添多少光彩，相对于发达国家的学术文化现状，我们虽已取得很大进步，但我国当前也还没有能在学术理论上为人类社会做出划时代的贡献。所以坚持我们自身文化的“主体性”，是必要的，但是必须克服“民族主义”的情绪。

    记者：在全球化背景下考虑自己的文化应持怎样一种态度？

    汤一介：我在清华国学院成立时，说了三句话：坚持我们自身文化的“主体性”，认真吸取其他民族文化优秀的智慧特别是西方优秀文化的智慧，寻求各民族文化中的具有普世价值意义的资源。当前至少有四大传统文化是影响最大的，欧美文化、南亚文化、东亚文化和伊斯兰文化，它们都影响了10亿以上的人口。亨廷顿提出“文明的冲突”，他当时的策略是希望伊斯兰文化和儒家文化发生冲突，让西方可以得到好处，但现在的状况恰恰是西方文化和伊斯兰文化冲突更大。

    雅思贝尔斯认为每一次轴心时代的复苏或者复兴，都会回归到自己的文化传统，并被它重新燃起火焰，他提了三个地方：中国、印度、西方。21世纪，我认为，这三个地方都可能有一个第二次启蒙运动的时期，都有一个要从自己的文化中找到力量来迎接新的3000年。新世纪西方出现的建构性的后现代主义，认为第一次启蒙是“解放自我”，第二次启蒙应该是“尊重他者”，并且认为中国的传统思想恰恰是一个发展的整体主义。我认为如果中国要比较顺利地走过现代化的过程，必须有第一次启蒙才行，这样我们进入后现代的第二次启蒙就比较容易一点。因此我认为要给中国思想一个定位，不夸大我们的思想，也同时看到我们可贡献给人类社会的东西。

    记者：您多次说，“反本”意味着我们要回到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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