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中去寻找资源,您觉得今天的中国需要哪些思想资源?
汤一介:反本才能开新,反本是为了开新。任何一个有长期历史文化传统的大的民族,就像一棵大树一样,如果想继续生长,不可能把根子斩断,这样生机就没有了。费孝通晚年提“文化自觉”,即了解自己文化的来源、历史以及特点,了解它的发展趋势,就是说要了解自己的东西,才知道往哪个方向发展。同时,世界的情况变了,不开新就不能适应世界变化。完全恢复古代那一套是不行的,对四书五经也不能迷信,你要注重其中所包含的精神,不一定注重形式。
记者:《儒藏》编纂之初您说“现在做《儒藏》带有抢救性质,一方面要抢救老专家的学识,另一方面也要培养新的人才。”知识断代似乎是个突出的问题。
汤一介:《儒藏》不仅是把中国的儒家典籍收录其中,而且把韩国、日本、越南学者用汉语写作的儒学著作也放在里面,大概有400人参加了这个工作。现在看起来我们的基础还是有很大问题,送来的稿子有50%是不行的,只能用两种办法,一种请他再修改,一次两次甚至三次再修改,另一种是换人再做。所以我们压力非常大,还是要花大力气培养自己的人才。从2004年开始,我们“儒藏中心”开始招博士生,现在一共30个博士生在我们的儒藏编纂与研究中心里,很多不合格的东西都是他们先审查出来的。因为非常仔细,所以比较慢,到现在出版的只有中国的33本,韩、日、越南每个国家只出了一本。今年准备出50本,大概以后每年出50本,总量是330多本。《儒藏》最快也要到2015年才能完成,还可能更长一些。
记者:《儒藏》似乎尤其看重实用性这一点?
汤一介:是的。现在我做《儒藏》就是希望为世人提供一种较为可靠、经过整理、便于利用的儒家典籍大丛书。现在看来,已出版的《儒藏》总体质量还是不错的,也是排印本,有标点,而且有校勘记,非常方便大家用。
记者:余英时先生认为“中国的学术传统被破坏得太厉害,要重建传统不是很容易的事,但不能不立即下最大的决心,急起直追。”这个问题您怎么看?
汤一介:我想他主要指思想方面,我们没有新思想了,连旧思想都抛掉了。“文化大革命”不但批判传统文化,而且把很多书都烧了。不让年轻人读这些东西,让他们读一点也是为了进行批判。这是个很大的断层。
我常讲冯友兰、陈寅恪、金岳霖、汤用彤、贺麟这一代,他们的幸运在于,十五六岁以前接受了比较系统的国学训练,到了十七八岁以后他们上了几年新式学堂就出国了,在国外待五六年甚至更长。而1949年后,我们没有国学基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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