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当北美学者带着浓厚的“中国趣味”观察中国古典戏曲的历史状貌时，往往不满足于现象的详尽描述与过程的细致梳理，而更为喜好思考现象与过程背后的“特征”或“意义”。对他们来说，这些“特征”或“意义”蕴含着更为深刻的中国历史文化演进的“密码”，因而具有更为重要的学术价值。

　　他们运用现代传播学的理论与方法，研究戏曲作品独特的创作（生产）、改编、出版、流传、接受等整个流程，梳理古往今来“中国趣味”在中国本土和海外的传播通道，进而考察中国文化生生不已的魅力，已经成为北美地区中国古典戏曲研究的一大热潮。亚利桑那大学教授奚如谷全面搜集、细致分析晚明以臧懋循为代表的杂剧编辑家对北曲杂剧所作的改编，揭示其中所体现的意识形态观念。伊维德教授也极其关注明代的元杂剧编辑家、出版家的改编活动与元杂剧文本传播的具体状貌，他的多篇论文，既有对文本传播的宏观研究，也有对个别文本的个案研究。俄亥俄州立大学副教授夏颂的专著《激情的戏剧：作者、读者及元曲的复制生产》，将文本细读与理论研究融合一体，深入分析不同历史时期和文化背景下元曲传统的传承与变异，重点研究1550—1680年间，中国优秀的编撰家如何改写元曲作品，印刷元曲选集，以便想象和体现当时作者、读者和激情的新观念。

　　再次，结合各种文化研究理论，对戏曲与社会文化之间的复杂关系进行深入思考，从“文化基因”的层面上探究古典戏曲的文化含蕴，也构成1998年以来北美地区中国古典戏曲研究重要的组成部分。

　　例如，中国古典戏曲原本就涂染着相当浓厚的性别色彩，如元杂剧的“末本”与“旦本”，角色演出的女扮男装与男扮女装，女性观众的戏曲观赏等等，都大有文章可作。他们不仅注意戏曲文化中女性形象的研究，而且注意戏曲文化中两性之间的置换关系或紧张关系，以此透视中国文化中独特的性别观念。如霍夫斯特拉大学副教授周祖炎用“双性混同”的概念解读《牡丹亭》、《桃花扇》等经典作品，认为这种双性混同现象实质上是异端文人反对残暴的政治权威的一种姿态，是他们减轻源自于政治自卑感的焦虑的一种心理策略，力图抗拒性别的戒令以寻求整体的文化身份。蔡九迪教授的专著《虚幻的女主角：17世纪中国文学中的鬼魂和性别》，通过广泛的跨学科研究，详细分析包括戏曲作品在内的众多文艺作品中的女鬼形象及其独特的性别文化意义，也给读者以深刻的文化启示。

　　以上的种种现象反映了一种可贵的变化，这种变化对中国学界也有不可忽视的启示意义。北美学者运用各种文化理论研究中国古典戏曲，大致采用两种不同的思路：一种思路是先行确定一种或几种当下流行的文化研究的理论与方法，以之作为学术思考的平台、论文写作的框架或理论阐释的指南。这种将中国古典戏曲作为现代文化理论例证的研究思路，应该说是文化研究的“偏锋”，可以启人新思，发人深省，但毕竟令人有“隔靴搔痒”之感。另一种思路是在尊重中国古典戏曲作为研究对象的“自足性”特征前提下，借助现代文化研究的理论与方法，深入探究中国文化自身的问题、特征与底蕴。后者在近年来的西方的中国研究中渐成气候，这说明西方研究中国的立场、心态和方法本身是在发展变化的。对于中国学界而言，一方面要以对话的方式，从汉学家的研究中获得碰撞和启发，一方面也要以更加开放平和的心态面对传统和古典，不惟西，不惟古，从容不迫，兼容并包。

　　在20世纪以前，北美地区人们心目中的所谓“中国形象”，无非是穿马褂、留长辫、抽鸦片、搓麻将等。当时北美地区汉学家观赏中国戏曲，大多陶醉于绚烂多彩的舞台形象、男扮女装的独特表演、五音杂陈的古典音乐等等外在的视听享受，不由自主地表现出一种“他者”的文化身份和“俯视”的学术立场。中国古典戏曲给予他们的，顶多是一种“别有洞天”的启迪和异质文化的滋养。进入21世纪，情势发生了根本的转变。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在中国“大国崛起”的背景下，以北美地区为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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