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安文化源远流长，长安文化的研究古已有之。晚近以来，有关长安研究的成果已颇为丰硕。但长安学概念及理论的全面系统提出并有所规划，则源于2005年陕西省文史研究馆李炳武馆长发表的《积极开展长安学研究》一文。目前虽得到部分学者的响应，但在全国范围，还未引起广泛注意。现在《长安学丛书》“综论卷”等八卷出版，另有十二卷也即将问世，既展示了海内外长安学研究的丰硕成果，又体现出当代陕西学界锐意进取、勇于创新的愿念，必将使文化学术界对中华文明研究的深广拓展更加充满信心。

　　20世纪前半期，陈寅恪提出“关中本位政策”(详见其专著《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他认为于关陇地区建立的北周政权，最初实力不强，但后来则合拼东部北齐，克制南朝萧梁;同时筹划“精神之独立有自成一系统之文化政策”，联接“胡汉诸族之人心，使其融合成为一家，以关陇地域为本位之坚强团体”。陈寅恪提出的“关中本位政策”，其着眼点在于文化。我觉得，这应是长安学在上一世纪的学术渊源。我们可以就学术史的角度，深入探讨长安学的治学历程。

　　长安地区的文化对于长期从事唐代文学研究的我，有着强烈的吸引力。撰写于上世纪七十年代后期的《唐代诗人丛考》(中华书局，1980年)，就已甚注意唐代士人在长安的活动。在论及中唐大历时文学创作，特提出当时有以长安为中心、江东吴越为中心的两个诗人群体，受到学界的注意(参见黄霖《20世纪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史·总论卷》)。后于八十年代前期研究唐代科举与文学，就着重论述各地士人应试，在相当长时期居住长安，加强文化交往，促进长安地区文化发展。我于八十年代，与霍松林先生同为唐代文学学会副会长，共同主编《唐代文学研究年鉴》，经常来长安工作，更加深了对长安的感情。在我所著《李德裕年谱》的序言中，特为提及，长安作为汉唐京都的历史名城，给后世留下了丰富的文化积累。现在读到长安学创新之作，“综论卷”等八书，确既有历史文化艺术享受的美感，又得到思辨清新所引起的理性的愉悦。

　　唐以后，政治中心东移，长安的地位逐渐发生了变化，但是陕西地区仍有文化名家及成果不断涌出。在北宋，以张载、吕大钧、吕大临兄弟等为代表的“关学”，一度与二程“洛学”、王安石“新学”形成鼎立之势。及至明代，关学人才辈出，吕柟、冯从吾等皆秀出一时，王阳明甚至感叹说:“关中自古多豪杰，其忠信沉毅之质，明达英伟之器，四方之士，吾见亦多矣，未有如关中之盛者也。”(《王阳明全集》卷六《答南元善》)清代“关中三李”(李颙、李柏、李因笃)对于关学的承传与发展贡献颇殊，他们倡导“明体适用”、“匡时要务”、“道不虚谈，学贵实效”等主张，重视躬行实践，使关学走上笃实重礼的实学化道路，对关中地区民风、民俗及人文素养影响深远。全祖望即认为李二曲(李颙)“上接关学六百年之统”，“守道愈严，而耿光四出”(《鲒埼亭集》卷十二《二曲先生窆石文》)。20世纪以来，秦地的小说、电影也均甚有特色。美术之“长安画派”、文学之“陕军”、音乐之“西北风”、电影之“黄土派”，再次引起大家的注目。这些丰厚的历史文化积淀与辉煌的汉唐文化，共同为长安学的成立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保障。

　　中华民族的文化是由不同地域的文化汇合交融而成的。欲深入研究之，就必须注意构成民族文化精神的各区域文化，因此地理或地缘文化的研究角度与方法是必要且有价值的。长安位于我国腹地，“右控陇蜀，左扼崤函，前有终南、太华之险，后有清渭、浊河之固，神明之奥，王者所都”(《旧唐书·郭子仪传》)，历史上确有多个王朝设都于此，正如杜甫所谓“秦中自古帝王州”(《秋兴八首·其六》)。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和千余年的文化绵延，使其呈现出鲜明的地域文化特征，具有卓越的研究价值。虽然对于长安文化的研究千百年来并未间断，然而对于以长安为中心的关中文化一直缺乏全面系统的梳理与整合，因此以地缘关注为重点创设长安学学科，对长安文化进行系统综合的研究，是颇具前瞻性和创新性的。

　　长安学的研究，不仅仅是对地域文化的探讨，更是对时代精神文化的整合。长安作为汉唐故都，既有地域文化的特征，又因曾处于政治文化中心而一度具有主流文化的特征。对于长安学的研究，其实也是对于历史上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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