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儒学”是指孔子与孔子弟子共同创立的原生态儒家思想。司马迁著《史记》时，撰写《仲尼弟子列传》，充分肯定了孔子弟子对早期儒学的贡献。此后，对于孔子弟子的记载不绝于史书。在孔子弟子中，有卓冠贤科的颜回、传孝道的曾参、教于西河的卜商、显达于诸侯的端木赐等声名显赫者，亦有大量只有姓名而无事迹，甚至连姓名都没有留下的默默无闻者。古代的传授制度分入室和在籍。入室弟子能进老师的屋子，向老师当面请教;在籍弟子只是登记在册，有师生名分而已。孔子“弟子三千”指在籍弟子，其中的“入室”弟子大概有七十多人。

　　孔子弟子遍及十几个诸侯国，入室时间亦不同。据文献可大致推断出孔子有三次收徒的高潮。第一次是在鲁昭公二十四年(孔子三十四岁)。孟僖子作为鲁国三桓之一，临死时嘱咐两个儿子向孔子学礼。孟氏是“大夫”，孔子是“士”。“大夫”向“士”学礼，表明传统贵族已不知礼，而孔子知礼。其后，“弟子稍益进”。第二次是孔子任中都宰的前后一段时期。定公七年，鲁国“陪臣执国政”，孔子不仕，“退而修诗书礼乐”，“弟子弥众，至自远方，莫不受业焉。”定公九年(孔子五十一岁)，“孔子为中都宰，一年，四方皆则之。”此期间，孔子的名声进一步提升，众多弟子慕名来求学。第三次是鲁哀公十一年(孔子六十八岁)，孔子周游列国返鲁，不满愈加混乱不堪的政局，不再出仕，着力整理古代文献与收徒讲学。

　　孔子与弟子之间的论学，集中反映在《论语》中。《论语》不同于《诗》、《书》、《礼》、《乐》。后者是古代流传下来的知识，蕴涵着先王之道与道德伦理规范。《论语》最初的纂辑，是由众弟子先各言所记，各述所知，然后就共知者进行讨论确定。最初纂辑论定的时间，应在孔子既卒、弟子奔丧聚首之际。由此推测，除颜渊、冉耕、子路早死外，其余“七十子”大多参与了这部儒家经典的纂辑。《论语》中出现孔子弟子近30人，鲜明体现出“七十子”在早期儒家思想中不可忽视的地位。

　　孔子去世后，子夏、子张、子游曾想推举有子为领袖(《孟子·滕文公上》)，但没有获得普遍赞同。这些“身通六艺”、“登堂入室”的孔子弟子，各自从不同方面传播老师的思想学说，儒家的分裂就在所难免。战国晚期，荀子、韩非子等开始关注孔子弟子在儒学传承中的作用。“七十子”及其后学时代是孔孟之间不可缺少的一个环节。

　　长期以来，人们多以“孔-孟-荀”三段论来概括早期儒家，在很大程度上遮蔽了“七十子”在早期儒学中的作用。这其中有材料阙失的问题，也有研究视角的问题。郭店简出土后，学界重新开始关注孔子弟子的研究。姜广辉把孔子弟子及其后学分为四派:弘道派、传经派、践履派、表现派。李零分孔子弟子为三类:第一类，是《论语·先进》篇所列“四科”10人;第二类25人，连同第一类是“显有年名及受业闻见于书传”的弟子;第三类是“无年及不见书传者”的42人。学者们在“儒分为八”之后，对“七十子”及其后学重新归类，有利于推进早期儒学史的研究。除此之外，我们亦可从儒家思想的主旨方面重新审视孔子弟子的研究。

　　从《论语》等可靠文献来看，早期儒家思想的主旨是“修己安人”。“修己”即“修身”，儒家通过学习古典知识与礼仪，来提高自己的道德与人文教养。“安人”指自己以高尚的道德与行操教化与影响他人，使之共同走向善道。“修身”是个人的事情，“安人”是个人施于他人的问题。入仕与教化都属于安人领域。“修己”是“安人”的前提，“安人”是“修己”在社会领域内的延伸。孔子与七十子的活动与实践，均围绕“修己”与“安人”来展开。“七十子”中，不排除如《墨子》批评的贪于饮食的懒惰者，但就儒学的中坚力量来说，可分为“修身派”与“安人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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