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着悠久历史的中国舞蹈经历了漫长而复杂的发展历程，因其呈现方式的“转瞬即逝”和记录工具的局限性，在浩瀚的古籍中竟没有一部独立的舞蹈史。依据历代文献有关舞蹈的记述，考据论证、研究分析，可大体梳理其发展的脉络：

　　原始舞蹈功能变异——从娱神走向娱人。在社会演进中，一方面向着自娱性、民俗性逐渐转化，在民众中自然传衍；另一方面则向着表演艺术升华，追求更高的审美效应。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祭祀乐舞、宫廷乐舞均以“娱君”为主要目的。这种变化在中国商代已初见端倪。《尚书·商书伊训》记有商纣“以酒为池悬肉为林，使男女倮，相逐其间作长夜饮”，描述了“女乐”（乐舞奴隶）取悦奴隶主的情景。

　　制礼作乐寓教于舞——先秦舞蹈功能的转化：古代所谓“乐”是一种综合形式，舞蹈是其重要组成部分。周代是奴隶制向封建社会的转化期，周王为巩固其统治而制礼作乐，组成了规模宏大的宫廷乐舞机构，西周初年制定的雅乐体系，可谓我国乐舞文化发展的里程碑。其中最著名的有“六大舞”（亦称“六代舞”）：《云门》、《大咸》、《大韶》、《大夏》、《大濩》、《大武》。依次歌颂黄帝、尧、舜、夏、汤、周王的功德，前五个是传承下来的，《大武》则是为庆祝武王伐纣胜利而创编的，反映出“功成作乐，舞以象功”的宏伟气魄，可谓我国最早的庆典型“音乐舞蹈史诗”。还有“六小舞”：《帗舞》、《羽舞》、《皇舞》、《旌舞》、《干舞》、《人舞》。较多继承了古祭祀乐舞的套路，变祭天地诸神为祭先帝，形式也由浪漫色彩的民间歌舞演变为端庄典雅的宫廷乐舞。传说孔子在春秋末年曾见过《大韶》且比较欣赏；而对《武舞》则有“谓‘武’尽美矣，未尽善矣”的评论，反映了儒家对歌颂暴力的异议。而《左传》则记述了吴国公子季札对《大武》的赞扬：“美哉！周之盛也，其若此乎？”在没有传播、记录工具的古代，《大韶》、《大武》能流传百年乃至千年之久，足见其影响之久远。

　　四方交融雍容博大——汉唐盛世的舞蹈高峰：一个朝代的衰落，往往使宫廷乐舞走入低谷。但是，宫廷舞人流向民间以及社会动乱中的人口迁徙，客观上又促进了不同地域之间的文化交融和民间歌舞的活跃。汉魏、隋唐出现宫廷乐舞发展的两个高峰，固然与其国力强盛、经济繁荣紧密相关，民间舞蹈的发展为其注入了鲜新血脉也是十分重要的因素。

　　处于封建社会上升期的西汉，宫廷乐舞与各地区的民间歌舞蓬蓬勃勃。所设官署乐府机构除正乐之外另设散乐末部，负责采集散见于民间的歌舞（称俗乐），并从全国选拔技艺超群的艺人进宫表演，承担着继承、保存、提高传统舞蹈的任务。汉《乐府》可谓继《诗经》、《楚辞》之后，集诗、乐、舞之大成；由“角抵”演变而成的“百戏”综合了音乐、舞蹈、杂技、武术等多种门类之精华，也是汉代舞蹈艺术高度发展的体现。傅仪所作《舞赋》以“若俯若仰，若来若往……若翔若行，若竦若倾”对狂放、豪迈、气势恢宏的汉代舞风，作了传神的描绘。随着西汉政权的崩溃，使兴盛百余年的乐府被黜，但南北战乱却促进了南北文化的交融，孕育着盛唐乐舞的高峰。

　　唐代舞蹈具有广阔的文化背景，其纵向：集中体现了历代乐舞之最高水平并有所创新，其舞风对后世具有重要影响；横向：与日本、高丽（朝鲜）、真腊（柬埔寨）、天竺（印度）、波斯（中东伊朗等国）、拂林（罗马）等国和边远地区的高昌（新疆吐鲁番）、吐番（西藏）、吐谷浑（青海一带）、南诏（云南）等少数民族频繁交流，融汇了中原和异域舞蹈的优势。王室设规模宏大的专业舞队，凭借宫廷优越条件汇集了丰富多彩的民间舞蹈予以提高、发展，涌现出众多优秀舞目和技艺高超的专业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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