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河北，在清朝叫直隶，是清朝地位最重要的省份。有清一朝，有两个地方督抚的位置是最为紧要的，一个是两江总督，一个是直隶总督，而直督的分量还要大于江督。晚清几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人物，曾国藩、李鸿章和袁世凯，都做过直隶总督，李和袁，任期都相当地长，整个晚清的大戏，在很大程度上是这两个人在直隶这个舞台上唱的。当年的中国，没有首都直辖市一说，而直隶实际上就是当时的一个超级首都直辖市，恰是因为这个因素，也由于晚清曾、李、袁的影响和作用，直隶在近代中国的地位，远比现在的人们想象的要重要得多。作为代议制语境下的地方自治的历史，直隶也有浓墨重彩的一笔。

　　地方自治，是晚清到民国一个很有现代政治色彩的戏目。由于这个戏的开锣，是以督抚专权和洋务运动引发的政治格局演变为标志，所以，由晚清强人担任总督的直隶，地方自治的发育相当成熟。自办咨议局以来，直隶的地方自治有声有色，在地方治理、乡村建设和预备立宪以及后来的民国政局中，起了执全国牛耳的作用。

　　尽管如此，代议制语境下的直隶地方自治，从晚清到民国，却在以下降线行进。咨议局时代像模像样，议员的议政能力和道德水准，都比较高；进入民国，在袁世凯时代还差强人意；到了后袁时代，就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了。按道理讲，民国省议会的选举，后来的在形式上要比之前的强，但后面选出来的议员，素质却比前面的差。所谓的省议会，基本上成了军阀的传声筒以及跟行政机关分赃的场所，大多数议员，均以跟军阀或有势力的人物勾结而谋得一官半职为荣，大家不约而同，把进入议会当成升官发财的一个台阶。

　　晚清地方精英的格局，在现代化的进程中，逐渐发生了变化。这个变化，甲午战败是一个转折的标志。以新科状元张謇办纱厂为代表，传统的绅士开始投身工商业，由士绅变成了绅商。一方面，传统的精英结构出现了裂痕；一方面，中国的民族企业家，也从第一代的买办，演变成根基更深的绅商。此后，从清廷新政到民国鼎革的一系列政治演进，都有一代新绅商的影子。由这代带有旧士绅色彩的企业家，引出了第三代新式的企业家，他们很多人具有留学背景，具有全新的商务和企业管理观念。在晚清到北洋时期民国这个时间段，中国政治的舞台，除了军阀和新旧知识分子，大体上就是旧式士绅和绅商的天下，到了民国的国民党统治时期，才轮到第三代企业家登台。

　　但是，绅商的变化，在各地是不一样的。沿海发达地区，绅商的演变幅度比较大，绅商的作用，也比较明显，但在内地，则依旧是旧式士绅的天下，士绅和军阀的结合被海外学者陈志让称为“军绅政权”。可是直隶这个地方相当特别，这里不像内地那样落后、封闭，欧风美雨在这块土地大有沾濡，工商业也有相当的基础。不过，直隶毕竟是首都所在，工商业官商的意味很浓，当地的工商巨子都跟官府关系密切，甚至直接就是官家的钱袋，跟江南他们的同行相比，他们的官味和官气都相当地浓，自觉自愿地浓，因此，自治在这里更像是官治，地方议会只能是军阀政策合法性的工具。而且，可悲的是，这里的精英在官欲官商的交替侵蚀下，道德水准也下降得很是厉害，政治参与得越深，道德败坏的程度越大，几乎没有内地那种旧士绅的绅士风度。事实上，凡是讲点操守的精英，无一例外地在代议制操作中被淘汰，不是自己知趣退出，就是被人赶走。从这个角度讲，直隶从咨议局到省议会令人沮丧的演变，是有深层次原因的。

　　即使是这样一个逐渐拆烂污的代议制，对它的研究也是非常有意义的。毕竟，从晚清到民国，是中国人第一次尝试现代民主政治的历史阶段，这是中国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结果，是中国人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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