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罅漏。但我辈只有尽罅漏尽补苴。”黄炎培希望通过民主宪政的转型来改善国家政治生活，促成国共团结。但是，蒋介石的实施宪政承诺，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国民党提出的召开国民大会方案，其国民代表主要是战前国民党一党操纵下选举产生的国民代表，早就失去了代表性，那只是一个国民党单方面可操纵的国民大会，自然遭到中共和民盟等党派的反对。
1944年间，中国军队在豫湘桂战役中遭到惨败，黄炎培等中间派人士对当局深感失望。1945年元旦，黄炎培领衔60多人署名发表《为转捩当前局势献言》，批评当局低估敌人力量，“不求本身之进步与健全”，深恐“将来盟国均告胜利而我独失败”，因此，要求“政府准许各政党公开”，团结合作，“准许人民对政治发表意见，检举贪污”，“实施国父‘平均地权’、‘耕者有其田’之遗教”，等等。（《新华日报》）黄炎培于1945年7月1日到5日间，访问延安，由此增加了对中共富于朝气的认识，更倾向于同情中共。此后，黄炎培一直反对蒋介石召开片面的国民大会，反对蒋介石的内战政策，因此遭到蒋介石的责骂，自然更是难以避免的了。
黄炎培在香港、菲律宾募集战时公债期间，有两段话值得玩味。其一是，1941年8月21日招待新闻记者的话：“述我个人服务恰四十年，愧非政治家，并不能为政客，自审如牛一般，能吃苦，能顽强抵抗。”10月3日，在从菲律宾回香港的飞机上与李国钦谈：“李问：对吾国民主前途，感想如何？余答：中国今后需用民主是无疑的。中国民众尚不够民主，是无可讳言的。但欲练习民主，须从民主中练习民主。如习泅水，须从水里学泅水，不能在陆上学泅水。中国今后所需要，乃是保育式的民主政治。”他实在算不上是一个民主的激进派，也并没有什么“政治野心”，却得不到当政者的宽容。
蒋介石对中国近代教育和知识分子有很坏的评价，1944年11月9日在日记中大骂：“一般大学教授皆为反动派所诱惑，而根本上中国教育竟为个人主义者所把持，民族道德与爱国观念几乎丧失殆尽。”近代中国微弱的知识分子队伍在这位口口声声“革命”的统治者眼中竟是如此地位，中国现代化转型的命运也就可想而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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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杏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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