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樾（1821-1907年），字荫圃，号曲园，浙江德清人，长期寓居苏、杭，是晚清时期著名的经学家和经学教育家。

一、关于俞樾的学术定位

　　《春在堂全书》是俞樾学术成果的总集，近500卷，集中反映了作者在校勘、训诂群经、诸子和文字学等方面的学术成就。收于书中的《群经平议》、《诸子平议》、《古书疑义举例》等是其代表作。《群经平议》等经学著作对“十三经”进行了一次较全面的校勘整理；《诸子平议》及其相关著作遍注“子”部书达40余种；《古书疑义举例》运用文字学、音韵学和校勘学知识，在遍注群经、诸子的基础上归纳总结出古文“文例”88例。梁启超认为马建忠所作的我国第一部汉语语法书——《马氏文通》，正是将王念孙父子的《经传释词》和俞樾的这部书“融会之后，仿欧人的文法书把语词详密分类组织而成”（见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缘此，长期以来俞樾被学界视为一位朴学大师。

　　然而，对于俞樾的学术定位有重新认识的必要。俞樾的学术成就虽主要体现在汉学方面，但其学派立场基本上可以说是公羊家的。由于种种原因，特别是他的个人经历，生平既不愿“空言心性”，更不想“高谈经济”，妄论时事，以至于很少有篇幅齐整、“思想性”强的作品。因此，尽管章太炎等人已注意到他治《春秋》“颇佑公羊氏”（《俞先生传》，载《章太炎全集》（四）），傅斯年更是朦胧地意识到俞樾在“主义”上的公羊家立场，但多数学人对其公羊家立场的认识还是不太明了。有人甚至认为，俞樾虽“涉猎《公羊》之微言大义”，但“不及三科九旨”，“更无论大一统”。笔者通过对他的随笔、杂文、诗词和考辨性文字进行多年研究后发现，他不但以“因例以范事”、“因事以托义”的公羊家法发明经传中的“微言大义”，而且对“三科九旨”、“大一统”思想也有明确系统的认识，更视“六经”为一个整体，认为“夫子删《诗》《书》，定《礼》《乐》，赞《周易》，修《春秋》为后世法，皆所以治来世也”（见《春在堂随笔》，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年，42页）。因此，公羊思想可以看成俞樾校勘整理群经、诸子的指导思想。在他那里，公羊学在一定意义上被当成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思想所在。就此而论，将俞樾简单定位为朴学大师是不确切的，视之为一位以朴学驰名的公羊学者似更允当。

二、俞樾治经治学的宗旨及学术风格

　　“通经致用”是俞樾治经治学的宗旨所在。他所谓“致用”，主要是就传统道德的教化而言。他尊尚孟子的“返本”说，要求以传统道德为本；又提倡荀子的“教化成性”说，强调道德教化。故他以孔、孟、荀为“一圣二贤”。对于中国古代的各种人性论思想，他完全用一种为我所用的态度加以对待。只要不与道德教化相冲突，他都加以吸收利用。他对一些公羊学思想也进行了一定的改造与发挥，以便进一步突出道德的基础地位。他将《白虎通》中的“三统”论与董仲舒的“三统”论结合起来，从而淡化了“运次”在“三统”循环中的“规律”性作用，而道德的作用因此更加突出。他又发挥“众所归往谓之王”的思想，强调为政以德的重要性。他对公羊学中的“三世”说也进行了重大修正，认为“三世”进化到一定阶段，由于诸夏的道德达到很高的水平，“夷”、“狄”与诸夏的鸿沟进一步扩大，不再有融入诸夏的可能，因此，“夷夏之辨”愈严。为解决这一思想与当时时代趋势的矛盾，他又用“小九州”和“大九州”思想加以调和。可以说，保守传统道德、担承“守先待后”的文化使命，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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