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学是一个庞大的学科体系，由于不同时代的历史地位与政区演变，它的组成部分和研究重心不同。但是无论如何变化，不能忽略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民俗文化，它是古老三晋大地的文化根脉，是三晋文化源远流长的原动力。

　　用历史学的眼光来看，民俗事象包括各民族的风俗、习惯、信仰、民间文学等，它们都是社会的存在，也都是历史的一部分。在所谓“史部”的著作里，有专门记载民俗的书，保存了大量的民俗史料。著名的历史学家白寿彝先生就提出，现在我们把民俗学跟历史学分开，是因为二者研究的主要对象不同，研究的方法和任务也有很大的不同。把它们分开，有利于二者的发展。但这两者，也不能完全分离。研究历史，不能完全摆脱民俗的研究。20世纪上半叶，很多学者运用民俗学的理论与方法，从民俗学的角度阐释一些历史文化现象。比如:鲁迅用魏晋吃药的习俗来解释当时名士风度形成之因;顾颉刚通过孟姜女故事研究提出了著名的“古史层累说”理论;郑振铎从以人为牺牲的习俗出发解读了“汤因大旱，剪发爪，祷于森林”的故事;闻一多则运用民俗学的观点，解释中国古代流传下来的神话，为中国古史研究作出了很大贡献。当代民俗学和历史学的理论家都非常重视彼此的合作。民俗学家钟敬文认为这两个学科在学术上可以互补，在史学资料的范畴内，民俗学资料属于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历史学家姜义华也认为口述历史，包括各种回忆、口碑和传说是史料的第二大类。可见，民俗学与历史学的这种亲密关系得到两大学科领域的共同认同。鉴于此，在晋学研究中，我们就要充分发挥民俗学对于史学的特殊作用和意义。

　　首先，民俗事象对于扩充晋学研究的资料体系具有重大意义。晋学的一个重大任务和重要内容就是复原和重构山西这块古老大地上人类过去的活动过程，这就需要用史料去充实，去再现。比如关于山西南部尧舜的研究中，过去学者主要通过现存历史文献和考古发现去构建上古时期社会的发展状况与历史进程，而对于民众中流传的活态口头传说则视而不见。民俗学研究者通过对山西洪洞“接姑姑迎娘娘”的走亲仪式和相关传说研究，分析了当地民众如何对尧、舜、娥皇、女英等传说进行历史化的排序，并通过传说使得地缘关系转化为血缘关系，另外大量的传说还印证和补充了书面文献中所记载的尧舜传说时代的历史事件和政治文化。英国著名史学家柯林武德讲:“整个可知觉的世界都潜在的和在原则上是历史学家的证据，只要他能利用它，它就变成了实际的证据。”民间传说当然包括其中，但是过去大家在对待民间传说上，有一个认识上的误区:由于民间传说更多地以非文字或非官方的形式传承或存在于民众的日常生活，很多没有载于文献。传统历史学认为没有进入“文献”就没有进入“历史”。其实，任何形式的史料，能否入史，并不在是否载入“文献”，而是以其是否能正确反映客观历史事实，能否回答历史学的问题为标准的。因此今后关于上述课题的研究，学人应该关注当今社会流传于民众的活态口头传说和民众记忆，进一步扩大和充实研究的史料范围。另外这些材料相比于其他历史材料而言，它的突出特点就是形象生动，具体翔实。将其运用于相关研究中，除了可以弥补从前所谓“正史”史料的缺失以外，还可以让我们去感悟和窥视曾经生活在这个区域内人们鲜活的生活历程，让我们的研究更加丰满，并进一步接近历史的真实。

　　其次，民俗学的民间意识对于晋学的影响。民俗学主要是研究民众日常生活中的文化事象，它包含了老百姓的日常生活、生产和交往中的风俗习惯，突出的是民间，强调的是民众。而过去历史学总是以“官方”或“上层”有重要影响的人们的历史活动为研究重点，而作为各时期民间社会生活和文化的历史则几乎为空白。历史学领域也意识到这个问题，他们提出了“降落民间”的口号，努力在走出从前的“政治史学”、“宫廷史学”、“精英史学”，去关注民众，重视民间。在这一理念的支配下，民俗学对于民众历史的重视，被史学界很多学人关注，同时这也与世界史学的走向相吻合。欧美学者从20世纪六、七十年代就开始重视对于民众思想世界的研究，90年代欧美学人与中国民俗学领域合作，从事了对于民间秧歌、民间戏曲中历史发展和民众历史观的研究。这一走向，突出地影响到关于明清山西移民、水利和民间文艺等的研究。在关于山西社会史的研究中，民俗学学者通过对太原晋祠、介休源神庙、洪洞广胜寺“分水”传说的研究，探析明清时期的社会制度与国家制度以及社群关系等;社会学者通过对介休洪山泉的争水传说、源神信仰和治水问题等分析，揭示泉域社

[1] [2]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