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教育是一种为维系社会良性运行而向全体社会成员施行的具有明确价值取向的教育形态。较之其它教育类型,社会教育具有开放性、全面性、多样性、融合性等突出特点及不可替代的地位,在中国教育史上素受重视,其施教方式也颇具特色,如商周时期的青铜礼乐器即被赋予深厚的社会教育功能。我们知道,承载时人意识和社会公约的青铜礼乐器具有“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等社会调控功能,而社会调控则主要依靠其自觉的社会教育途径得以实现。青铜礼乐器承载的社会教育功能主要有:

　　德化教育功能。“礼之所兴,众之所治也;礼之所废,众之所乱也”(《礼记·仲尼燕居》)。德作为礼的重要内核,是维系社会秩序的重要手段。为德行天下,青铜礼乐器担负起了特殊的教化使命。青铜器多有训诰、箴诫性铭文,阐释如何敬德保民、达德修身、扬德立命等道德伦理,如“敬德”、“敬顺天德”、“恭明德”、“秉明德”、“哲德不忘”、“扬厥德”、“为德无瑕”、“德行盛旺”、“秉德秩秩”、“翼首明德”、“惠于政德”、“以明其德”等等。据初步统计,殷周铭文记述敬德、明德九十余处。基于青铜礼乐器的特殊地位及青铜铭文独特的训诰、箴诫、内省等社会教育功能,德演进成了社会日常行为的规范和评判是非的标准,德化教育的社会效果显著。考查先秦时期的社会运行方式、国家秩序、社会和谐度、社会生活程式等参数即可昭然如揭。

　　警示教育功能。青铜纹饰种类繁多,内涵丰富,尤其是幻想动物纹的意蕴耐人寻味,学界曾穷力探寻其母题与原型。笔者愚见,刻意追寻幻想动物纹母型实在是勉为其难,其怪异造型即出自警示教育这一原初目的。“周鼎著饕餮,有首无身,食人未咽,害及己身,以言报更也”(《吕氏春秋·先识览》)、“其文缕也,合则有饕餮,以著贪暴之戒”(《东观余论·周方鼎说》),警诫贪婪无度;“周鼎著倕而龁其指,先王有以见大巧之不可为也”(《吕氏春秋·离谓》),警戒不能过分机巧;“周鼎有窃曲,状甚长,上下皆曲,以见极之败也”(《吕氏春秋·适威》),警告事物发展到极致的害处;“周鼎著鼠,令马履之,为其不阳也”(《吕氏春秋·达郁》),警示亡国的特征。时人先哲所言正揭示了纹饰助教昭善的意图,通过警示教育达到社会教化、良性运行的原初目的。

　　政化教育功能。“礼,所以整民也”、“礼,国之纪也”,礼成为社会交际、政治教化的重要手段。作为礼乐文明载体的青铜器在调控社会秩序、规范社会群体坐标、构建和谐社会态势等方面具有重要的政化教育功能。众所周知,青铜器是一种“体现级差的器物”,被赋予了丰富的政治内涵,尤其是礼器组合有明确规定,“名位不同,礼亦异数”(《左传·庄公十八年》),如“天子九鼎,诸侯七鼎,卿大夫五鼎,元士三鼎,士用一鼎”,“天子八佾,诸侯六,卿大夫四”(《论语·八佾》)等等,严禁僭越。通过青铜器组合方式、数量多寡等外在直观形式,教化不同社会阶层遵守各自的行为准则以符合国家意志,达到社会良性运行,实现社会大治的政治意图。

　　人伦教育功能。人伦教育是儒学的重要内核,“礼,人之干也;无礼,无以立”(《左传·昭公七年》)、“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孟子·滕文公上》)。礼乐社会家国同构,奉行“亲亲”、“尊尊”基本原则,推崇孝、悌、忠、友、信等社会人伦。社会伦常的普及除依托学校教育外,社会教育不失为另一重要途径,日常生活中潜移默化的人伦教育效果甚至为学校教育所不及。青铜礼乐器则充当了社会教育中施行人伦教育的外在形式。如我们翻检《仪礼》等礼学经籍,便赫然入目,一方面,通过青铜器自身的形制、纹饰、铭文等外在物化意象表达社会人伦,另一方面,时人将青铜礼乐器等实物自然地融合于抽象的礼仪仪式,通过实物直观地表达如何处理上下、尊卑、亲疏等人伦关系,达到礼成天下,伦化众生的社会教育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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