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世纪即将进入第一个10年驿站时，一些人的旅途已提前归零。

　　大概没有哪一年像2009年这样，背影成行，离去的脚步这样整齐。一年过后又是新的一年，在这个永远不缺新人和新闻的时代，似乎唯有登上讣告，他(她)的名字才又被人们重新想起甚至怯怯提及；似乎唯有登上讣告，才能弥补人们对于他们认知的空白。

　　7月，有着“话剧界活化石”之称的欧阳山尊完成了人生最后的谢幕；9天后，国学大师季羡林与前国家图书馆馆长任继愈并肩辞世；10月底，引领人们重新“穿越”历史的史学大家唐德刚在大洋彼岸作别历史；3个月后，科学巨匠贝时璋与钱学森随秋天一起离去；“几乎翻译了整个中国”的杨宪益与比“故宫还生动”的王世襄，两位好友也没有挨过京城11月最后的萧索。

　　每一位老人的名字登上讣告，媒体和公众都冠之以“最后的”“大师”这样的定语，灵堂外前来吊唁的民众总会排出蜿蜒百米的长队。似乎只有如此，才能表达我们心中的无限敬意。而每一分敬意，最后又都模式化地谱成了一曲名为“今不如昔”的时代挽歌。

　　也许，只是因为他们的离去周期性地触痛着时代的神经。当一种社会事物行将被淘汰时，它就变成了人们怀旧和研究的对象。这些蜂拥而上的种种声音，是大师远去时代里的一种习惯性纠结。新闻有其自身的操作规律，但难道唯有他们的去世才能让我们恍然大悟赶趟儿般地追念一番，而后，尚未回答的问题依然没人回答，直到下一位大师去世才又重新提起。

　　相对于季羡林、任继愈两位大师离世后的喧嚣，12月去世的捷克语翻译家杨乐云就太过寂静了。这位90岁的老人，是中国最早介绍米兰·昆德拉的人，她让中国人知道了《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但这无助于这位老人小小的住院问题，仅仅因为有些病房要讲究行政级别，这位不够“级别”的大翻译家，只能与那些有“级别”的病房无缘。

　　这些老者，还只是2009年文化界逝者名单上的一小部分。我们还不能忘了“永远的小丁”——漫画家丁聪，他在2009盛夏来临之前，先行一步。“革命之后，我发现有一些事可以讽刺，但有人告诉我，如果我要画漫画，不要去讽刺，只能赞颂”，这是丁聪心中永远的痛。丁聪曾经绘有一本《文化人肖像》，今夏，他和这部书的部分画中人在另一个世界安静相聚。半年后，丁聪好友杨宪益的追悼会上，连同生平介绍一起发放的，正是小丁为杨宪益画的肖像漫画。

　　还有作家舒芜、翻译过《浮士德》的诗人绿原以及杂文家何满子，这三位与“胡风案”有关，或负有一点责任或是被无辜卷入。翻看这些人的官方讣告或“简历”时，很容易发现，其间或多或少都有20年的空白期。他们的去世，能否让人们重新打捞起那段曾被抹去的记忆，或者往事也随他们一同而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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