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舒芜先生从未谋面，从年龄、阅历上说也只能属晚辈，照例轮不到我来写怀念性的文字，但我熟识舒芜先生的两位挚友，他们都与“胡风集团”没有牵连。我从他们的交往中感觉到了舒芜先生对朋友真挚的一面。

    柴德赓先生（字青峰）是我的业师。上世纪50年代在大学读书时，我还不知柴师与舒芜先生的相知有素，且在抗战的大后方是天天共剪窗烛、围炉夜谈的挚友，只知道舒芜是“胡风派”的成员。1963年春上，柴师应北大翦伯赞副校长邀请，自苏州北上赴北京大学讲学，适逢我从济南出差在中国历史博物馆整理一批考古资料，我住城里，星期日总出城去看望老师。有一次，记不清是郑天挺先生还是魏建功先生的小儿子和儿媳奉母命送上一些好茶叶，由此引发了柴师的抱怨：虽然住在北大专家招待所，但暖瓶里的水经常冲不开茶叶。

    因为提起品茗，柴师的兴致来了。他很神往地回忆起当年在四川白沙国立女子师范学院的情景。他说，国难当头，他流亡大后方，在白沙生活极其清苦，但文化氛围很浓。那时他与方管贴邻而居，朝夕相聚，两人经常秉烛夜谈，一个小炭炉，用陶壶烧开水，每壶恰好两碗，再沏再烧。彼时他们都很年轻（柴师长方管16岁，算是忘年交），谈话题材自然海阔天空。议论时弊，探讨学问，饮到怡然自得处，诗兴就来了，于是作诗唱和。虽然言者感慨万端，而我并不很感动，且因为舒芜当时的名声，让我颇为老师这种不合时宜的怀旧感到不安。当然我也能理解，国难当头的岁月，用诗来表达忧国忧民的心迹，这种志同道合的情谊，也合乎中国文化人的传统吧。看起来，我所尊敬的柴师，还是很认舒芜这位朋友的。

    上世纪70年代初，柴师才62岁便撒手西去。在柴师逝世十周年后，舒芜先生写了《天荒地老忆青峰》的怀念文章；1991年我在《新文学史料》第二期上，又读到舒芜先生《忆台静农先生》的文章，并看到柴师与台静农、罗志甫、方管等先生合影的照片。这两篇文章我读了又读，才体会到当年柴师何以在政治气氛并不太宽松的时日里，会突然在我这个没有阅历的学子面前，留露怀念在白沙时与舒芜的朝夕相处情意。1946年柴师先舒芜离开白苍山，在重庆弄船票未果，数日后又回白苍山，有诗记事：

    五月廿五日，重莅白苍山，草木怒长，人事全非，晤静农、重禹，相见惊喜，几同空谷足音，感极赋此：

    惊心草木无情长，

    回首弦歌未易凉。

    流水高山君且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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