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再来重温黄炎培对中国封建王朝“先兴后衰”的“周期率”的原因分析：“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为了区域一步步扩大了，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所驱使，强于发展，到干部人才渐见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趋于薄弱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中国历史上，一切剥削阶级及其政治集团建立的政权，都没有摆脱兴亡周期率。新的封建王朝在夺取政权后，又开始依附在专制权力体系的基础上，拼命地捞取好处，一代一代捞下去，又激化了同广大人民群众的矛盾，于是又一轮农民起义爆发了，又一个历史周期开始了。

    毛泽东对中国历史和中国社会是非常熟悉的。如何摆脱兴亡周期率，正是他在革命即将取得成功时所考虑的一个大问题。他在应答时坚定地说：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毛泽东的这番话也表明，在当时他们谈话的语境中说的是“概率”，而不光是指“规律”。毛泽东的表述很明确：封建社会摆脱不了的政权兴亡周期率现象，我们共产党人是能跳出来的，办法就是把权力交给广大人民群众，而不是交给少数人。专制的对立面是民主，民主就是由多数人说了算，实行多数人的统治。这不是打破历史规律，而是作出了符合历史规律必然要求的选择。

从政治学角度思考“兴亡周期率”问题很有必要

    今天我们在此考证到底是“兴亡周期率”还是“兴亡周期律”，可能真的是有点咬文嚼字了；但把“兴亡周期率”问题从语言学角度提出来，进而从政治学角度考虑怎么解决，却是很有必要和意义的。

    1949年3月25日，毛泽东在由西柏坡移驻北平的路上，异常兴奋，形象地把今后党领导建设新中国的宏伟事业比作“进京赶考去”。怎样考出好成绩呢？毛泽东的回答是：“我们不是李自成进北京，他们进北京就腐化了。我们共产党人进北京是要继续干革命，建设社会主义，直到共产主义。”

    执政，就意味着掌握权力，在掌握权力的情况下，怎样防止一些领导干部以权谋私、形成既得利益集团？关键是要营造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体制和机制，健全民主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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