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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明显的例证有以下3件:一是河南安阳安丰乡西高穴村近年出土的后赵建武十一年 (公元345年)鲁潜墓志上,间接说明了曹操墓的具体位置;二是唐太宗于贞观十九年(公元645年)征高丽时路过邺城曹操墓,曾作《祭魏太祖文》;三是唐代学者李吉甫在《元和郡县志》卷二十“邺县”条下写道:“西门豹祠在县西十五里,魏武帝西陵在县西三十里。”
由此可见,从三国到唐代,“曹操墓”的地理位置相当清楚。因而,“七十二疑冢”说在这一相当长的时期没有产生的条件。
二,“疑冢”之说,滥觞于北宋,兴盛于南宋。
随着朝代的频繁更迭和古墓标志物的完全消失,对于北宋人来说,邺西沿漳群墓中哪一座是曹操陵墓已无从指认。王安石《将次相州》诗云:“青山如浪入漳州,铜雀台西八九丘。蝼蚁往还空垄亩,骐麟埋没几春秋。功名盖世知谁是,气力回天到此休。何必地中余故物,魏公诸子分衣裘。”其中,八九丘、空垄亩、知谁是等语句,就是对曹操墓难以确认的描述和评议。此后,南宋初期的李壁为“八九丘”作注:“余使燕,过相州,道边高冢累累,云是曹操疑冢也。”如果说,王安石对“八九丘”的疑问只是“疑冢”说的滥觞现象之一,那么李壁注中“曹操疑冢”的说法,至迟到南宋初期已广为流传。
“疑冢”说之所以兴盛于南宋,与当时的政治气候有关。曹操作为著名的历史人物,所受到的评价历来随着社会思潮的变化而波动。曹魏时代,缪袭《魏鼓吹曲》对曹操的颂辞是:“越五帝,邈三王。兴礼乐,定纪纲。普日月,齐晖光。”西晋时评价就降一格了,陈寿在《三国志》中拿曹操跟刘备对比,盛赞刘备“弘毅宽厚”“有高祖之风、英雄之器”,是一位在处理后事方面有“至公”之德的君主;而曹操则属于“明略最优”的“非常之人、超世之杰”,是一位“矫情任算”“鞭挞宇内”的雄豪。而随着正统论的兴起,到了东晋,曹操被贬斥为篡权的逆贼,他奸狠的一面在后来问世的《世说新语》假谲篇、忿狷篇中均有生动的描述。
南宋政权偏于东南一隅,跟东晋形势相似。于是,占领北方大片土地的敌人,被类比成三国时代的曹魏。这样一来,曹操“假谲”的特点更是有理由被无限放大,“七十二疑冢”的传说也就应运而生了。范成大《七十二冢》诗云:“一棺何用冢如林,谁复如公负此心。闻说北人为封土,世间随事有知音。”自注曰:“七十二冢在讲武城外,曹操疑冢也。森然弥望,北人比常增封之。”刘辰翁《金缕曲》又云:“寂寞西陵歌又舞,疑冢嵯峨新土。”自注曰,金人为曹操疑冢增土。
此类诗词通过夸大“疑冢”说和对曹操的贬斥,抒发了对北方“寇贼”的激愤之情。由此不难看出,尽管“七十二疑冢”没有事实根据,但既已打上特定的时代烙印,亦不失为思想史、文化史上有一定价值的研究资料。
三,所谓“疑冢七十二”,元明时代已被载入史志,清初又被补进著名的历史小说《三国演义》中,其影响之大,超过南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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