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修订《辞海》的工作紧锣密鼓开始，中华书局辞海编辑部在上海成立。1958年5月，中央致电上海市委同意在全国调配编纂力量。于是，陈望道、傅东华、刘范猷、任铭善、李毓珍、曾彦修、刘大杰、钱子惠、徐森玉、谈家桢、谭其骧、周信芳、金兆梓、徐铸成、赵超构、贺绿汀、苏步青、李国豪、程门雪、朱物华、李俊民、冯契、蒋学模、周谷城、严北溟、周予同、冯德培等一大批各个领域的专家学者，先后被调至《辞海》编辑部，参与编纂和审订工作。

　　1965年，《辞海》(未定稿)出版，内部发行。然而，不久“文革”开始，《辞海》编辑部不是“桃花源”，同样遭到劫难。“庙小妖风大，池浅王八多”，这是“文革”中张贴在《辞海》编辑部门前最有代表性的一副对联。在“四人帮”及其爪牙眼里，汇集于《辞海》编辑部的专家学者，当然都是一些“牛鬼蛇神”、“反动学术权威、走资派”。今天斗这个，明天批那个，一时间，《辞海》编辑部腥风血雨。

　　在这动乱的时刻，中央没有忘记《辞海》的修订。1971年3月，周恩来总理在国务院召开的全国出版工作会议上指出，不能把17年出版的图书统统报废、封存、下架，要继续修订《辞海》，并将其纳入国家出版计划。1974年，时任解放军总参谋长的邓小平，批示军事科学院对《辞海》中有关军事的条目进行审改。中宣部、中组部、外交部、国家民委、国务院侨办、国家宗教事务局、中科院、社会科学院、测绘局等国家有关部门，都组织力量审定《辞海》条目。在留存的外交部档案中，与《辞海》编辑部来往的审稿意见就有一万多字。

　　1979年，《辞海》修订版出版。22年风雨之路，没有全国之力，没有中央支持，很难成就，更没有今天在人民群众中的影响力。它的权威性、科学性、准确性，在人民群众中有口皆碑。

出版《辞海》，洛阳纸贵

　　《辞海》修订本的出版，是1979年秋天人们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全国各地出现了通宵排队购买的盛况。

　　在山西，一位读者在本县没有买到，坐车赶到邻县去买，又没有买到；再坐车，到另外一个县去买，仍没有买到。如此这般，他竟跑了8个县城，还是没有买到。在上海，有一对年轻人，喜结连理的任何物质条件都有了，可就是缺一部他们心仪已久的《辞海》。他们立下誓言：买不到《辞海》，不入洞房。于是，他们东托人，西找人，最后，排了一个通宵的队，才买到。而这时，离他们的婚期已过了半年。一位军人，多次去书店没有买到，便给《辞海》编辑部写了一封长信，希望能邮购到一部。编辑部满足了他的愿望。让编辑们没有想到的是，这位军人在收到书后，竟将自己在对越自卫反击战中获得的军功章，寄给编辑部，表示自己的谢意。陕西一位读者，买不起《辞海》，就把自己的手表卖了，再走后门买回一套《辞海》。他说：“手表不论戴在谁的手上都在走，知识装在自己的脑中谁也拿不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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