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安阳发现曹操的陵墓一事引起了各界的关注。我在河南生活了半个世纪，又长期从事古典文献和建安文学教学及研究工作，听到曹操墓被发现的消息自然喜出望外。不过，感情倾向毕竟与学术研究的理性是两码事。有时，出土的文物必须与传世文献相印证才能得出比较符合事实的结论，这就是王国维先生提倡的“二重证据”说。后来又有学者在王氏的基础上补充成“三重证据”说，也就是还要结合社会风俗和民间传说等方面内容去进行研究。我想这大概是人文学科普遍使用的研究方法吧。

　　这次发掘，考古专家们尽心尽力做了大量工作，我深表敬佩。至于他们所得出的结论，从历史文献学的角度来观察，我个人觉得还存在着一些值得商榷的地方。

　　首先，这次出土了三个遗骸的头颅，据考古专家的测定，其中一个是男性约60岁，还有两个都是女性，一为四十岁左右，一为二十岁左右，并进而认定男性者与曹操终年的年岁恰相符合。不过我们查阅材料，问题就出来了:曹操的妻子——卞太后是在曹操亡殁十年之后去世的，当时她七十岁光景，死后又“合葬高陵”，也就是说她与曹操是埋葬于同一个墓穴里的。这就表明墓穴中的两个女头骨都不可能是卞太后的。那么卞太后尸身何在?这是一大疑问。或许有人会说，这两个女性头骨是陪葬的姬妾或是其他什么人的，但是活人殉葬于两汉时期基本已经绝迹。曹操虽兼用名法两家，但在其立身处世上却是恪守儒家传统的。建安时期王粲、阮禹和曹植各写有《三良诗》，对活人殉葬持否定态度，反映了时代的共识。推断之下，曹操和曹丕也未必会坚持殉葬。

　　其次，这次在墓穴里还挖掘出了珠玉一类的饰物和器皿。曹操在临死前的《终令》中明明说在他的墓葬里“无藏金玉珠宝”。可能有人会说，这些东西是他生前的日常生活用品，他的后人把它葬入墓中也是可能的。但是《宋书·礼志》记载也引用此令，说“‘金珥珠玉铜铁之物，一不得送。’文帝遵奉，无所增加。”说明曹丕完全遵奉乃父遗命办事，没有在墓中增添此种遗物。我们再看他的儿子曹植在其父死后不久写的《武帝诔》，说“既即梓宫(棺椁)，躬御缀衣。玺不存身，唯绋(棺索)是荷。明器无饰，陶素是嘉。”可见曹植亲眼目睹曹操从大殓至入冢的整个过程，他把曹操穿的衣服、身上不佩印玺以及陪葬的明器是不经加工雕饰的瓦壶陶罐等等，都交代得一清二楚，并未提到上述的珠玉一类的器物。再说，在今天发现的曹操墓穴里面，按理应该有盗墓贼不屑一顾的陶壶瓦罐的遗存，还应有盗墓时无法背出的东汉墓葬中常见的石质灵床等物，但我们未曾得悉有关于此的报道。

　　还有，在这次的发掘中有两块石牌都有铭文，一为“魏武王常所用格虎大戟”，一为“魏武王常所用格虎大刀，又有一件据说是从盗墓贼手上缴回的石枕，侧面刻有“魏武王常所用慰项石”铭文。这三件器物被认为是曹操墓的铁证。曹操入葬前即谥武王，这里称其为魏武王没有错，从铭文的字体来看，与通常所见的东汉时期字体也相符合。但是，作为魏王，陪葬品居然是两把“格虎”的大戟和大刀，仿佛他是打虎专业户一般;且将石枕称之为“慰项石”，恕我孤陋寡闻，实在闻所未闻。在我看来，打虎戟与刀以及慰项石，未必是曹操的日常用品，倒像是为了显示墓主的勇猛坚强，用以震慑侵入者的象征物。更何况“金珥珠玉铜铁之物，一不得送”，大戟大刀自然也不应是曹操墓中的应有之物。

　　既然存有上述疑点，就应该允许作出别样的假设，因此得把问题扯得远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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