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光明日报》“国学”版在“国学争鸣”栏目刊载了一篇批评刘泽华先生的文章，引起广大教师的热议。我觉得开展相关讨论，这是一件很好的事情。文中涉及学界分歧的一个核心问题，值得深入讨论。

　　就专业属性而言，我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者，因而赞成弘扬优秀文化传统，主张深化儒学研究，希望国家有关部门加大对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研究的支持力度。同时，我们所肩负的学术责任还有其特殊性，这就是必须以求实的精神，充分做足反思传统、发掘精要的学术工作，为人们提供比较准确的知识和比较可靠的智慧，促使中华民族形成全面的历史记忆。

　　以“和谐”为例，我们至少要如实地告诉人们三句话:一是中华先民十分重视和谐问题，确实应当发扬这一优良传统。二是中国古代的和谐论有其特定的思维逻辑与历史内容，许多成分与现代社会格格不入。三是世界上所有民族的文化都重视和谐，这并不是中华文化所独有的。诸如“仁义”、“礼仪之邦”之类亦可类推。只有这样做才可以避免由于偏见而导致对本民族文化的盲目颂扬。如果良好的愿望与宏大的理想没有建立在求实与务实的基础之上，会有程度不同的片面性。片面性虽人人难免，但以尽量减少为上。

　　有一类说法很常见:离开了儒学，中华民族就丧失了精神家园。这种说法经不起历史的检验。在儒学诞生之前，中国已经跻身“文明古国”之列，而当代中国的崛起，恰恰得益于儒学的边缘化。夸大儒学现代价值的各种观点既缺乏历史感，又缺乏现实感，也违背了孔子之学的真谛。求实精神的不足是造成这类学术现象的思想根源。许多学者之所以致力于批评儒学的阴暗面，其目的之一就是要揭示被现代崇儒者所遮盖的东西，展示一幅历史图景的另一面，防止人们由于误导而将“弘扬优秀文化传统”与“弘扬儒学”画上等号。

　　儒家是否尊君?这原本是不成问题的问题。且不说司马谈《论六家要旨》将“序君臣父子之礼”视为儒家的特长，只需在《四库全书》上检索一下“尊君”或“君尊”，就不难发现“尊君亲上”、“尊君亲亲”是儒家经典的核心命题。儒家对礼仪、礼义、仁义解读的基本点始终没有脱离这个命题，“儒家尊君”可谓铁案如山的判词。如果儒学与君主制度不相匹配，它有资格成为帝制的国学吗?

　　近代以来，由于对儒学现代价值的看法相互对立，于是儒学的本质属性成了辩论的焦点。围绕民本思想展开的“反专制”与“专制”之争最为典型。夸大儒学现代价值的学者反复引述“民惟邦本”、“民贵君轻”、“从道不从君”，声称这是“对专制的批判”。他们有意无意地回避儒家经典中将最高权力赋予君主的制度性命题。诸如《论语》记述孔子的“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孟子》引述孔子的“民无二王”，《中庸》引述孔子的“非天子，不议礼，不制度，不考文”等等。只要对照一下政治学专业的大本教科书，就不难判定这种制度设计属于“专制政体”范畴。

　　这类学者大多有良好的愿望。但是，事实搞错了，判词还准确吗?判词不准确，宏论还可靠吗?当今众多弘扬儒学的文字，不仅少了一点求实精神，也违背了孔子之学的真谛。正是由于这个缘故，他们张扬的“历史价值”多为不实之论，议论的“当下意义”往往更为虚夸不实，设计的“现代路径”则实属歧途。这种做法不利于中华民族形成真正的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文化自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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