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新近考古发现的“高陵”

　　2009年考古发掘的西高穴大墓被确认为“曹操高陵”，所列依据有六条：1、这座墓葬规模巨大，形制结构类似汉魏王侯墓，与曹操的身份相称。无封土，符合“因高为基，不封不树”的文献记载；2、出土的器物、画像石等遗物具有汉魏特征，年代相符；3、墓址与文献、鲁潜墓志记载完全一致；4、墓内装饰简单，符合《遗令》所嘱，随葬品应是曹操日常所用；5、刻有“魏武王”铭文的石牌和石枕，证明墓主就是魏武王曹操；6、男性遗骨经鉴定为60岁左右，与曹操终年66岁吻合。

　　这六条依据虽都有作证的价值与可信度，但还达不到铁证如山的地步，因为它们无法直接说明大墓的确切年代和墓主的身份，只能由此推断出大墓很可能就是高陵。它们作为证据，既有可采信的价值又有让人生疑的地方。所举石牌“魏武王常所用格虎大戟”、“魏武王常所用格虎大刀”等出土于大墓，这些石牌当为墓主日常所用，且死后随葬的器物标签，古墓被盗，器物被拿走，留下的石牌虽被扰乱，但其存放的环境没有变化，位置没有大的改动，应该视为第一等的证据。曹操生前曾被称为“明府”、“明后”，封王后，称魏王，死后谥曰武王，即魏武王。魏武王谥号的使用始于建安元年二月，同年十月汉魏禅代，改元黄初，武王被尊称为武帝，即魏武帝。武王之称历时八个月，石牌之作当在此间，应该是与随葬品一起放置于墓内。而且石牌字体风格与邺城遗址出土的曹魏时期石刻颇相类似。

　　至于“魏武王常所用慰项石”、“后赵鲁潜墓志”则是两件征集来的文物，已经脱离了它们的原始保存状态与环境，发生了位移。证据在发生变化的过程中，某些环节出现未知，人们不能将其连接起来，那么其价值与可信度就要打折扣，对这些证据提出怀疑也是自然的。然而这两件文物在作证据的时候，可与墓中出土的文物联系起来作为旁证材料。因其与大墓联系较为密切，可视为第二等的证据。“魏武王常所用慰项石”行文、字体风格与出土石牌相类，因其是被征集来的，不能排除其他的可能性；《鲁潜墓志》曰潜卒于后赵建武十二年（345年）九月二十一日，“墓在高决桥陌西行一千四百廿步，南下去陌一百七十步，故魏武帝陵西北角西行卌三步。”墓志发现于西高穴村西乱土中，而且鲁潜墓又无详确之处。该志虽言及魏武帝陵，但未必能证明所发现的西高穴村大墓即曹操高陵。

　　同时代的墓葬构造由于遵循同一礼制，因而存在着某些相同的特征。参照东汉王侯墓制推断西高穴村古墓的年代，虽然在学理上行得通，然出土文物刻字并无确切的纪年，所依据的其他考古材料只能作参证。西高穴村大墓风格朴素无雕饰，这与曹操禁厚葬、倡薄葬的思想主张是一致的。“敛以时服”、“躬御缀衣”、“玺不存身，唯绋是荷。明器无饰，陶素是嘉”可与大墓风格相印证。但在诸多文献中又言及“西陵烟树”、地面建筑和标志物，这与“因高为基，不封不树”有些不一致。大墓已经多次被盗，是真的“无藏金玉珍宝”，还是被窃一空，这也是无法确定的，况且墓中还遗留有金、银、玉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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