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体看，尽管新材料的利用，是推动2009年研究的重要力量，但是对于传世文献史料的寻绎探索，依然具有不容忽略的重要性，而二者的结合或所谓二重证据法，则业已成为普遍认同的研究方法。如段渝的《中国西南早期对外交通——先秦两汉的南方丝绸之路》(《历史研究》第1期)，就是通过古文献记载于考古发现的结合考察，得出了历史上存在从中国西南经印度到中亚的南方丝绸之路的结论。

　　新材料促进新问题的提出，新问题的解决促进人们历史认识的深入，2009年史部学人对于新材料、新问题的研究，也是推进这一年国学进步的重要力量。

　　二、注意对新理论、新方法的引进、思考与运用。

　　2009年度接近尾声之时，《历史研究》专门约请了邓小南、柳立言、包伟民、刘浦江、何俊等人，组织了一组“宋辽金史研究”的笔谈，其主题就是“新视野、新论题、新方法”。刘宗灵的《身体史与近代中国研究——兼评黄金麟的身体史论著》(《史学月刊》第3期)，指出身体史因采用独特的分析视角分析传统史料，能够使人们获得对历史的新理解。而姚霏《近代中国女子剪发运动初探(1903——1927)——以“身体”为视角的分析)》(《史学月刊》第3期)，则属于身体史研究范式的尝试。值得注意的还有李玉在的《史学方法论问题域探析》(《历史研究》第6期)。该文联系当前国学史学认识的实际，探讨了历史研究中运用理论与方法存在的认识问题、史学方法的运用与价值判断的关系、史学方法的运用与历史宏大叙事的关系等几个方面的理论问题。这种将研究方法上升到认识论层面的探讨，在一定意义上也是2009年度的史部研究中不应忽视的内容。

　　三、有关认识中国历史发展的路径、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史学研究中的地位的问题，继续引起学界的关注与讨论。

　　侯旭东在《近代史研究》2008年第4期发表的《中国古代专制说的知识考古》，因提出否定中国自秦至清的政治体制是专制体制的观点，在2009年遭到多名学者反驳。其中黄敏兰《质疑“中国古代专制说”依据何在——与侯旭东先生商榷》(《近代史研究》第6期)，及万昌华《一场偏离了基点的“知识考古”——侯旭东〈中国古代专制说的知识考古〉一文驳议》(《史学月刊》第9期)，分别从历史事实和研究方法上对侯旭东的观点进行反驳。宁可的《中国封建社会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文史哲》第1期)，则从正面阐述了中国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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