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万章篇》云:“金声而玉振之也。金声也者，始条理也;玉振之也者，终条理也。”孟子的意思是说，始条理者是节奏的开始，终条理者是节奏的终结，有始有终才是理想的境界。浙江的阳明学研究可以说有这样一种作用，也扮演了这样的角色。

　　改革开放以后，阳明学研究在大陆才真正开始。上世纪七十年代后期，浙江的沈善洪、王风贤先生即开始研究王阳明哲学。1980年他们写成了《王阳明哲学研究》一书的初稿，并于同年秋天在杭州举办的华东地区宋明理学讨论会上，向与会代表分发了他们的小书。这本书虽然只是一本数万字的小册子，但却是新时期王阳明研究的开始。所以，我说阳明学研究的“始条理者”在浙江，就是这个意思。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王阳明的研究取得了明显的进步，其代表是邓艾民先生。当时他的研究分为两路，一是王阳明哲学的研究，为此他写了数篇文章，在《中国哲学》、《燕园论学集》等刊物发表。1981年他在杭州的全国宋明理学讨论会上发表论文，说王阳明是封建时代的圣人，引起了一些人的批评，但他不以为意，坚持自己的见解。二是《传习录》的注解，他在1983年给研究生讲课时发了油印的讲义，即《传习录注》。虽然他的《传习录注》在搜集资料的范围上不如陈荣捷先生的著作，但其学术水平已超越我国学术界在上世纪五十——七十年代的王阳明研究。

　　今天，我们全国的阳明学研究已经取得很多的成果，达到了较高的水平。我们已经可以说，中文世界的阳明学研究已经超过了日本，这是我感到非常欣慰的。

　　浙江学者的阳明学文献的整理工程很值得一提。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在吴光先生的主持下，先作了《黄宗羲全集》的校点，很有价值;后来又作了《刘宗周全集》，也很有价值。1992年春吴光先生等编校的《王阳明全集》上下册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这部全集对推动王阳明及其思想的研究起了不小的作用。文献的校点出版，使研究有资料可据，使得原本有资料困难的研究得以开展。明代哲学文献的建设是浙江学者的一大贡献。文献的标点新印，对今人作研究提供了最重要的便利，也促进了研究的更广泛发展。同时，文献的标点整理本身也是一项学术工作。

　　2007年，钱明、董平先生主持的《阳明后学文献丛书》出版，不仅标志着浙江学者阳明学研究的再度兴起，与这一时期阳明后学的思想研究相配合，形成了阳明学研究的新气象。阳明后学学者的著作，《四库全书》大多未收，晚近《四库存目》的影印，收入了不少，但没有标点整理，而这部阳明后学文献丛书，为阳明后学的研究提供了便利，阳明后学的研究将得到进一步的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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