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使得抢救性发掘成为考古发现的主力军。尤其是南水北调工程的推进,加快了沿线各地方考古发掘的进程。比如,在南水北调工程河北赞皇段,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和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组成的联合考古队发现了9座南北朝时期的北朝古墓。其实,2004年南水北调线路文物调查时就已发现该墓群,但正式发掘则是从2009年10月中旬开始,而在近日发布完成了4座墓葬的抢救性发掘清理。
1月26日结束的湖北荆门市严仓战国古墓抢救性挖掘,也是为了配合南水北调引江济汉工程。在历时三个月的发掘中,除发掘出大量的竹简外,最大的发现就是一辆战国时的指挥战车,战车内还有戟、戈、旗杆、军乐器等均是首次在楚国车马坑中发现。
另有一批墓葬则是因城市建设而得见“天日”。比如,从2008年8月开始,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配合基建,对位于西安市长安区韦曲镇东原的高等级汉代家族墓进行了发掘。2010年1月28日,才对外发布发掘进展。
走出“出土高峰”的误区
面对近一段时期的“出土高峰”,专家呼吁,需要走出三个误区。
其一,“出土高峰”并不等于“考古学黄金期”。
许宏认为,考古学的黄金期并不是以发掘数量为标准,而是以有无重大研究成果出现为标志。考古发现重要不重要还要看它的研究价值大不大,以河南偃师二里头大遗址发现为例,挖掘已进行了50年,但研究成果依然只是阶段性的。
其二,文物出土并不必然带来经济效益。
面对密集“出土”的考古发现,不少人揣测,这与考古发现尤其是“皇坟陵墓”背后的经济利益有直接关系。很多地方政府如此热衷文物发掘,难以抵抗的还是旅游等经济效益的诱惑。但杜金鹏不认同此说法。他认为,很多考古发现的投入与产出并不成正比。有些考古非但不能为当地政府带来经济收益,相反,还可能因为文物保护的高额投入成为当地的负担。
比如,尽管“秦始皇陵”享有“世界第八大奇迹”的盛誉,为西安带来了极大的文化和经济收益,但是自1974年到2009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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