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登科记考》是一部有关宋代科举的学术著作，同时也是一部有关宋代文化的基础文献。

　　作为学术著作，本书的学术价值首先体现在对宋代科举研究的贡献。清人徐松《登科记考》成书后170年,傅璇琮、龚延明先生发愿仿其例,编撰一部宋代科举编年史。历十六七年的青灯黄卷，终于面世。据本书编撰者的统计，有宋一代取士人数多达10余万人，是唐五代、明、清诸朝的4至5倍。本书辑录凡4万余人，臻于宋代登科总数的近半，远超台湾昌彼德、王德毅先生《宋人传记资料索引》所收的6千余人。仅此一项，其价值就不问可知了。

　　宋代以及有关宋代的文献数量庞大，梳理、采撷诚属不易，同样或更加不易的是，本书综合各种史料，为所录4万余名登科者一一撰写小传，内容包括姓名、字号、籍贯、何年登何科、初授何官、历官、终任官等，并且每就原始材料加以甄别，对其疑误处多出按语考订，提升了本书作为学术著作的学术水平，同时也体现出作为基础文献的严谨求实。

　　陈寅恪曾提出“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年之演进，造极于两宋之世”的名论，但至少从文学的角度讲，除词学外，宋代诗文研究远不如唐代深入。究其原因，基础文献建设的缓慢当是其中重要的一点。《全唐诗》问世三个世纪了，《全唐文》编成两个世纪了，而《全宋诗》仅仅十来载，《全宋文》不过三四年，幸而今又见本书。《全宋诗》是专题文献，《全宋文》是基础文献，本书既是科举制度史的专题文献，其意义却远不限于宋代科举制度和科举史的研究，又是关涉宋代学术文化研究方方面面的基础文献。

　　何以言之？试想，若问古代典章制度中涉及士人最广、影响士人最大者，恐非科举考试莫属。1300年间，科举几乎是古代士人唯一的出路，广大士人包括应试不第及因种种原因未曾应试的士人，其人生遭际、生活轨迹、处世心理、艺文活动等等，无不与之息息相关。古代文化的创造者当然不限于士人，但士人亦自为最重要的力量之一，所谓精英和精英文化是也。我们研究历史很难离开士人的活动，也就不能离开他们的科举活动。科举史料对于古代文化研究的全面意义不言而喻，本书对于宋代文化研究的全面意义也就不言而喻，其中包含着的富于启发性的潜在选题甚多，对宋代学术文化研究可能给予的整体推进甚多。

　　前举《宋人传记资料索引》是目前收录人数最多的宋人传记资料工具书，共收2.2万余人。后有李国玲女士《宋人传记资料索引补编》补充1.4万余人，二书相加得3.6万余人。曾有学者估计，二书合用，大致可将搜寻宋朝人物的范围概括无遗。而今本书的出版，使这一数字大大突破，并且4万余人均为登科者，弥足珍贵，誉之为宋代人物的渊薮，亦自不为过。当年唐圭璋先生撰《两宋词人占籍考》，后有陈尚君先生继作《唐诗人占籍考》，那么将此数种书相参合，作一篇《宋代文人占籍考》，岂不易如反掌？至于从《宋代文人占籍考》中再去引申出什么花样，比如，由登科者的仕历、籍贯，考察两宋南北文化的盛衰变迁，分析宋代士人的地理文化分布，研究宋代家族文化的相关特征，探索宋代科举与文学之间丰富的联系等，就正待研究者们的各显神通了。

　　关于宋代科举及其与宋代文化关系的研究已有多部专著存世，相关文章更不乏见，本书的出版必能对既有论著有所补正。王水照先生昔撰《嘉祐二年贡举事件的文学史意义》，是制度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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