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二世三年(前207)，刘邦军已经进入武关，秦王朝危在旦夕。《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了秦二世的一场恶梦，“二世梦白虎啮其左骖马，杀之”。因为自虎啮杀乘车系驾的马，秦二世“心不乐”，询问“占梦”者，得到的解释是“泾水为祟”。秦二世于是前往刘邦进军的相反方向，来到泾水旁的望夷宫，准备祠祀泾水之神，沉四白马。赵高指使阎乐发动宫廷政变，秦二世自杀。秦始皇的继承者走向人生的终点，竟然是由于猛虎为害的梦像。

秦汉时期的自然环境和生态条件与现今有所不同。植被和野生动物的分布也有今人不易理解的形势。当时人有“江淮之有猛兽，犹北土之有鸡豚也”的说法(《后汉书·宋均传》)。关于孙权事迹，《三国志·吴书·张昭传》所谓“虎常突前攀持马鞍”，《三国志·吴书·吴主传》所谓“马为虎所伤”，也表明由于当地经济开发落后于中原地区，华南虎分布的数量曾经十分惊人。虎对人类生产和生活的危害，成为值得注意的历史现象。《后汉书·宋均传》说到九江郡情形，“郡多虎暴，数为民患，常募设槛口而犹多伤害”。《资治通鉴》卷45“汉明帝永平七年”条称之为“虎患”。《三国志·魏书·邴原传》裴松之注引《原别传》说：“辽东多虎，(邴)原之邑落独无虎患。”人们又称这种危害为“虎灾”。

大致在东汉时期，“虎患”、“虎灾”相当严重。当时的画像遗存于是多有表现虎的画面。据《续汉书·五行志一》刘昭注补引《袁山松书》说：“光和三年正月，虎见平乐观，又见宪陵上，啮卫士。”平乐观在洛阳城西近郊。邓骘率军击羌，汉安帝曾经“车驾幸平乐观饯送”(《后汉书·邓骘传》)。《后汉书·张霸传》说，平日高级官僚西行，“贵人公卿以下当出祖道于平乐观”。《后汉书·何进传》还记载，汉灵帝时，大将军何进曾“讲武于平乐观下”。可矢口这里曾经是洛阳车马会聚、人声喧腾的重要社交中心之一。宪陵是汉顺帝陵，据《帝王世纪》，距离洛阳不过十五里。汉灵帝光和三年(180)正月，距顺帝入葬不过35年，推想仍当维护精心，禁卫严密。《韩非子·内储说上·七术》和《战国策·魏策二》可以看到“市有虎”的说法，然而只见于游士的论辩之辞，用以说明无稽流言的危害，汉人王充《论衡·累害》称之为“市虎之讹”。而东汉时“虎患”、“虎灾”竟危及京都附近宫苑重地和皇家陵区，显然是惊人的历史现象。《论衡·遭虎》曾经说到“虎时入邑，行于民间”的情形，《论衡·解除》又可见所谓“虎狼入都”事。看来平乐观和宪陵发现猛虎，可能并不是孤立的现象。   

汉光武帝建武年间，刘昆任弘农郡太守。《后汉书．儒林列传·刘昆》记载：“先是崤、黾驿道多虎灾，行旅不通。(刘)昆为政三年，仁化大行，虎皆负子度河。”宋均任九江太守，推行善政，传说“虎相与东游度江”。虎“度河”、“度江”的奇闻与地方行政长宫行“德政”有关的说法，显然不可取信。事实上，“虎患”、“虎灾”的发生，与自然灾异有关。《淮南子·泰族》与《修务》说，虎生存于“高山深林”、“茂草”之中。《后汉书·法雄传》说：“(南阳)郡滨带江沔，又有云梦薮泽，永初中，多虎狼之暴。”也说到“虎狼之暴”与环境的关系。《论衡·遭虎》：“山林草泽，虎所生出也。”时人已有“大虎～头三日食一鹿，一虎一岁百二斗‘鹿”的估算(《三国志·魏书·高柔传》裴松之注引《魏名臣奏》载柔上疏)，可知在天灾导致LL『林植被枯坏，多种草食动物生存条件急骤恶化因而数量剧减的情况下，虎作为以捕食动物为生的猛兽，因食物严重缺乏，往往不得不作索食迁移，其主要活动地域可能发生变化。而生存环境的改变，叉可以导致性情的变易，如自我抑制反射能力的变化，可以轻易激发兴奋并迅即转而侵略性攻击等。天灾引起的人类社会的变化，也可以导致虎的生存方式的转变。《论衡·遭虎》所谓“城且空也，草虫入邑”，就大致反映了这种情形。

&

[1] [2]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