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中，悔其少作是比较普遍的现象，作家早期作品传世之少，或多或少与这种因素有关。
为什么悔其少作？原因肯定各种各样，我们可以猜测出来的至少有两种：一是随年龄的增加和阅历的丰富，作家本人重新审视少作的时候，不满意。施蛰存先生在《上元灯》再版自序中说，对于初版的《上元灯》，自己觉得有许多不能踌躇满志的地方，利用再版的机会，将最觉得“自己失笑的《牧歌》一篇删去”。这个方法，可能是大多数作家对待少作时喜欢采用的。
这种悔其少作，常常发展为毁其少作。清朝的彭羡门晚年用高价收购过去所写的《延露词》，随得随毁。王国维返经信古以后，深深觉得，“自忽以前所学未醇，乃取行筐《静安文集》百余册悉摧烧之。”文人自爱羽毛，大体如此。
另外一种悔其少作，并不一定是基于上面所说的原因，倒往往与外在环境的政治冲击力有关。比如苏东坡，后人多认为“乌台诗案”对他影响不大，其实发生诗案以后，他吟咏的内容是有变化的。
一○七九年七月，苏轼在湖州任上，因“乌台诗案”获罪入狱，虽然没有失掉性命，却从湖州太守贬为黄州团练副使，成为一个谪臣。到黄州以后，他给皇帝写了《到黄州谢表》。他在谢表中沉痛忏悔，称自己对皇上“狂愚冒犯”，应该被严肃处理，并表示今后一定认真改造。说句题外的话，苏轼的这篇“谢表”，大有文革时期“检讨书”的味道。
诗案之前，苏轼的诗词作品，在内容上多指向时政，而诗案之后，其作品中涉及政治的内容少了，相反，吟咏自然抒发淡泊旷达心境的词章明显多了。“乌台诗案”发生若干年后，苏轼在《黄州安国寺记》中，仍然强调自己以前讲过的话和做过的事“皆不中道”，需要彻底改正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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