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复一年的谪居生活，使苏东坡一年失望一年，思想情感也日益苦闷。想到政治生活中的险恶，他有时深陷于“百事灰心无复世乐”的境地。失望和痛苦，不但改变了苏东坡的心理状态，也改变了苏东坡的体形外貌。他曾对远来探视自己的侄儿说：“心衰面改瘦峥嵘，相见惟应识旧声。”苏东坡在青年时期曾经是个佛法的反对者，后来逐渐对佛法感到兴趣。遭贬以后，为摆脱思想上的痛苦，开始与佛法更加接近。苏轼后期的作品，几乎囊括了咏物言情、人生感悟诸方面，与其思想变化是有关系的。我们常常淡化“乌台诗案”对苏轼的打击程度，似乎不如此便不能说明他的达观和超脱。其实对一个效忠于朝廷的知识分子来说，只因几句话便被视为当朝的反对者，而被打入另类，焉能不痛苦？对早年作品用一个“悔”字来描述其心情，恐怕已经不能表达十之一二。

清朝的时候，皇帝们搞了不少文字狱。康熙初年，江南名士陆圻被《明史》案株连，锁逮解京，在中途沉痛地对身边的儿子说：“终身不必读书，似我今日！”由于文祸，自戒或叮嘱后代以读书为戒的现象那时相当普遍。圆颅方趾的人面对此情此景生此感情，实在是情理中的事，本是性情中人的苏轼，想来会更痛苦。

作家“悔其少作”，究竟好不好呢？历来不乏肯定者和否定者，可谓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肯定的理由是，所谓“悔其少作”，不是不承认，也不是刻意掩饰，而是对于那些不太精彩的“少作”加以更改，弥补不足。巴金说：“我一直认为更改过的《家》比初版本少一些毛病”，绝不会“让《家》恢撤消来的面目”。

持否定态度的论者说，作品面世后即成历史，岂能改动？季羡林先生认为，一个人在某一阶段上，思想感情有了偏颇，甚至错误，决不应加以掩饰，而应该堂堂正正地承认。这样的文章决不应任意删削或者干脆抽掉，而应该完整地加以保留，以存真相。再说，作家以衰年的理智更改青年或盛年的热血之作未必会改得更好，更改本整体上不一定比原初的版本好。

其实，作家更改作品，这种行为本身也是历史，如果只“悔”不“毁”，几个稿本都留存，历史倒丰富了，没有什么特别不好。怕只怕，更改之风被“毁”风所代替，并且波及到别的领域。为了掩饰错误或怀抱叵测的政治目的，刻意篡改历史并且做得无人知晓，或者运用高压手段使知晓者不敢做声，久而久之，后来者就不知道真正历史了，最后就只能真假混合，假真参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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