羽人像

    据报道，有专家认为：这是我国首次发现的三国羽人像，且造像为女性，是楚巫的法器，是巫术“引魂升天”的产物。笔者认为，陶楼是早期浮屠祠的模型；这些小羽翼人是佛教传入汉地后的“供养童子”造像。这两个发现是东汉江淮地区中上流社会佛教流行、世俗积极参与的见证，是佛教融入当地文化的极其珍贵的实物资料。

    证明其意义与价值应该从历史上去考察

    佛教自东汉传入中国后，最早的信徒是帝王贵族。如楚王英，喜黄老学，为浮屠斋戒祭祀，桓帝则在宫中立黄老浮屠之祠。初平四年(公元193年)，丹阳人笮融大起浮屠祠，造铜浮屠像，招致信徒五千人余人。这是中国佛教造像和大规模招致信徒之最早记录。

    《后汉书·楚王英传》记载，刘英喜黄老、祀浮屠是明帝的诏命。永平八年(65年)，明帝诏令天下死罪可以纳丝帛请赎，楚王英奉献丝帛以赎愆罪。明帝答诏：“楚王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洁斋三月，与神为誓，何嫌何疑，当有悔吝？其还赎以助伊蒲塞桑门之盛馔。”明帝认为楚王英的奉佛是“与神为誓”，佛教是被视作异域神明而受到崇信的。

    然而不久，楚王英被诬告暗交方士、造作图谶以图谋逆。永平十三年(70年)明帝将他流放，并在彭城逮捕刘英同党，大兴楚狱，诛连达数千人。楚王英于永平十四年(71年)在流放地丹阳“惧罪”自杀。当时随楚王南迁或“坐死”的人数以千计，正是这些流放之民把他们的佛教信仰传播到江淮广大地区。

    楚王死后，佛教日渐兴盛并出现四移传播现象。汉学家马伯乐曾试图证明彭城佛教渗透到中原腹地。事实上，彭城佛教的影响主要在楚王英及其信徒流徙所经的江淮地区。

    百年后，有丹阳人笮融事佛，从彭城到广陵间出现大量群众随之信仰佛教。丹阳是楚王英流放自杀之地，笮融是丹阳人，他的信佛显然与楚王英有着传承关系。而笮融的佛教活动主要在下邳为中心的江淮地区。《三国志·刘繇传》记：“笮融者，丹阳人。初聚众数百，往依徐州牧陶谦。谦使督广陵、丹阳运漕。遂放纵擅杀，坐断三郡委输以自入。乃大起浮图祠，以铜为人，黄金涂身，衣以锦采。垂铜盘九重，下为重楼，阁道可容三千余人。悉读佛经，令界内及旁郡人有好佛者听受道，复免其他役以招致之。由此，远近前后至者五千余人户。每浴佛，多设酒饭，布席于路，经数十里。民人来观及就食且万人，费以巨亿计。”

    此为中国造像立寺首次见于史载。从中可知在今江苏、安徽、荆襄等广大江淮地区很早就有了佛教的盛行，所造佛寺已十分雄伟壮观，并且已有了颇具规模的群体诵读佛经和浴佛的宏大场面。笮融一方面大建佛寺，招徕民众，一方面采取群体念经的方式吸引远近民众，又通过设酒饭、免徭役等办法，使广大下层民众信仰佛教。笮融借佛教聚集民众壮大声势，在客观上扩大了佛教的传播与影响。

    笮融专祠浮屠、不祀黄老，说明佛教在东汉末年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有了一定的群众基础，不再局限于王室范围了。佛教在中国社会站稳脚跟，广泛传播，绵延不绝，江淮民众信仰佛教之风鼎盛一时。

    佛教在中国初始传播能在江淮立足，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佛教与地方文化的结合。梁启超说：“楚王英信佛，固属个人信仰，然其受地方思想之熏染，盖有不可诬者”。当时淮南王招纳方术之士千余人，表明黄老道术早已流布江淮之间。

    此后的东晋时期，高僧道安曾在襄阳一带讲经传道十余年，襄樊是佛教传播较早、基础较深厚的地区。东汉三国时期江淮佛教的流播，在一定程度上为两晋和六朝佛教的兴盛奠定了群众基础。

    笮融奉佛开创了中国佛教史上的许多个“第一”：最早建造佛寺、佛像，最早举行浴佛法会、课诵念经等，真正把佛教与黄老祠祀分割开来，结束了黄老与浮屠同祀的历史，使佛教走向独立发展的轨道，对于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有着重大的意义。

    浮屠祠在中国佛教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可视作中国佛寺的萌芽。所谓“上累金盘”，即在上层用金属按印度苏堵波式样制成的相轮，相轮层数一般为五至十三层奇数，今观出土陶楼上有七层相轮，是较高的规格；所谓“下为重楼”，就是下层为汉地传统的“望仙楼”多层楼阁式木结构建筑，作为寺的活动中心；在佛祠里还用铜塑佛像，遍体涂以黄金，披着锦彩的袈裟。

    羽翼人在当时应该是引导佛教徒的统一法器，它是供养童子的形象。襄阳自古就有过“穿天节”的特别民俗。《鸡肋编》记载：“襄阳正月二十一日谓穿天节。妇女于滩中求小白石有孔可穿者，以色丝贯之，悬插于首，以为得子之祥”。如此看来，羽翼人穿孔佩带也符合当地民俗。供养童子造像就是那个时期当地楚人的作品，也是佛教意识结合当地文化观念发展演变的产物，它的意义是对佛的供养，从而引导人的灵魂进入涅槃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