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襁褓”与文化丢失 
　　那么，在没有压力与恐惧的情况下，在关爱、呵护与“启发”下，“文化自觉”会如愿发生吗？20世纪90年代，一个源于欧洲的保护弱势文化的理念和方式传入中国，这就是曾经成为一时之尚并被人们寄予厚望的“生态博物馆”(Ecomuseum) 。
　　贵州六枝梭嘎生态博物馆位于六枝特区以北50公里的梭嘎乡陇戛寨内，是中国和挪威文化合作项目，也是中国第一座生态博物馆，该馆于1998年10月31日正式落成开馆，希望用这种方式使梭嘎苗族(长角苗)原始、古朴、独特的文化习俗得到保护。但是，由于“所有的保护行为本身并不是来自当地居民自发的内在要求和自觉意愿，而是一种纯粹的外在行为，因而对当地居民来说，整个保护的过程都是被强加的，也是被动地接受的。这就是说，保护只是外部的要求，而‘开发’才是当地居民更强烈的现实意愿。”写下这段话的学者潘年英在博物馆开馆之后4年再度造访梭嘎时，他看到的是：“资料信息中心的每个房间基本上大都紧锁着，既看不到博物馆的工作人员，也没有见到本土的管理人员，只有一个彝族妇女在负责看守和接待……但她既不是博物馆的工作人员，也不熟悉长角苗文化。和4年前相比，博物馆资料信息中心的各项工作已基本停止了：既没有了专业人员的介绍，同时中心的各项硬件设施也遭到了严重的破坏——房子漏了没人维修，住宿区的厕所坏了无人管，处处显示出衰败景象……那么作为博物馆的实体部分的村寨又如何呢？那倒是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不过这种变化却是令人不安的。首先，当地政府无偿地为陇戛(博物馆所在地)村民重新修建了一个新村，均为一层楼的小洋房，每幢房屋的成本价格是8万元，楼房整齐、美观、漂亮，初看时，我以为是某公司在此修建的度假村，后来才知道是陇戛苗民新村。其次，当地政府不仅免费为长角苗民修建了洋房，而且免费为其提供新的产业支持，即免费为每家每户供应鸡100 只，牛1头，山羊若干只。因而当我走进陇戛新村时，除了长角苗妇女的服饰依旧，我再也看不到任何长角苗的传统文化，相反，我看到的似乎是一个现代的养鸡场……在这儿，你再也听不到古歌和情歌的自然演唱，再也看不到自发的歌舞欢爱，你也看不到原生艺术的展示和民族的自尊，虽然还能看见有中年和老年妇女把木角戴在头上……但是，和四年前相比，我不得不说，真正原生的长角苗民的文化符号已所见不多了，穿着本民族服装的女孩子也已经大大减少了，尤其是年轻的一代，如果不是为了表演和争抢游客，她们的衣着几乎和别处的汉族村庄没什么两样。”(《梭嘎生态博物馆再考察》，《理论与当代》2005年第3期)
　　这样的情景其实在中国其他一些地方、尤其是少数民族地方带有相当程度的普遍性，当发展旅游带动经济的思想成为地方政府的主导思想时，“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 的口号便成为当地政府借此提高地方知名度、开发旅游、增加收入的手段。以贵州六枝梭嘎生态博物馆为代表的“生态博物馆”保护方式的失败让我们不得不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当一个民族或群体没有意识到本土文化消失的危险与后果时，一切外来的努力都不能代替这个民族的“文化自觉”。在与日本、韩国的文化自觉历程比较之后，我们会发现，“文化自觉”常常是弱势文化在异文化以强力侵入时的应急机制，是弱势文化自我保护的一种反映。在大多数情况下，“文化自觉”不会自然发生，它常常是在灾难或巨大的民族危机之后的一种深刻甚至痛苦的反思。就像生物体对待暴力侵袭与“温柔抚摸”的自然反应不同一样，一种文化和另一种文化遭遇、碰撞的时候，强势文化、外来文化对弱势文化、本土文化的态度，常常是造成后者对前者是接受还是抗拒的关键因素。中华民族的融合过程与以汉民族文化为主体的中华文明的形成就是一个生动的例子。 
　　“拳打脚踢”与“亲吻抚摸”
　　在中国历史中，无论是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还是北魏拓跋氏的“禁断胡语”，都是一种文化对另一种文化的主动吸收和拥抱。中华文明对周边民族、国家的影响与辐射，靠的是优秀文化的彰显和示范，是如春雨般“润物细无声”的滋润与渗透。盛唐文化的繁荣及其在东亚的传播，一方面说明一个充满自信的文化对外来文化的包容与吸纳的过程是多么自然、多么愉悦；另一方面也说明一种文化对其他民族的吸引力或“软实力”的内容及形式，也同样应该是自然的、能带给他人愉悦的。同理，无论是元朝的辉煌还是大清的兴盛，都是蒙古族、满族自动全面融入以汉族文化为主体的中华文明的结果。在这里起作用的，还是“主动”，还是“自愿”。基督教在华传播的历史，似乎也从反面证明了这一点：从唐代时的景教，到元代的“也里可温”，再到明清之际的天主教，基督教曾三次传入中国，又三次受挫，全线溃败。在基督宗教传播的历史上，还未有过需要如此反复多次、重新开始传教的国家。而且，重新开始时都要完全从头做起。成熟并自成体系的中华文明，似乎成了一座巍峨屹立、无隙可入的巨大岩石。明朝末年，一位传教士面对教禁森严的中国大陆曾悲戚地慨叹：“岩石，岩石，你何时开裂？”
　　“岩石”虽然最终被大炮轰开，在鸦片战争等侵略战争之后，凭借着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给予“传教自由”的保障，基督教终于在中国开始大规模传播，但这种在“坚船利炮”伴随下的文化侵略，也不断遭到中国人民的抵制和反抗。“义和团”运动与众多“教案”的发生有着复杂的政治因素和社会因素，但沦为弱势文化的中华文明对西方文明强力侵入的反感与反弹，无疑是重要的社会心理因素。从鸦片战争到1949年之前，虽然基督教在华传教取得很大成功，但基本上只是在城市“西化”的知识分子群体和西南偏远的少数民族地区这“两极 ”传播，在整个中国的宗教格局中，早已融入中国传统文化的佛教和本土宗教“道教”依然是中国影响最大的宗教。改革开放之后，情况逐渐发生变化，基督教在新形势下在某些地区迅速扩展，一些“地下教会”在城市、乡村迅速蔓延，甚至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腹地中原的广大农村，基督教也逐渐取代了佛教、道教而跃升为影响最大的宗教。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同样是复杂的，主流意识形态的弱化乃至丧失为宗教的发展让出了空间，但基督教、尤其是新兴的“地下教会”传教手段的“软” 化、“温柔”化，无疑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关心个体生命和弱势群体、主张“爱”与“奉献”，为逐渐边缘化、失去精神家园的底层民众提供寄托与希望，无疑比“ 坚船利炮”更容易被接受。
　　“冷战”时期，一些西方的决策者提出过“和平演变”的战略，随着“冷战”的结束，“和平演变”的名词淡出了政治话语甚至被遗忘，但好莱坞电影、NBA篮球赛、麦当劳与肯德基、牛仔裤与T恤衫……这些“全球化”的西方文化的具体形式已经被中国社会广泛接受，甚至成为当代青年的基本文化模式。这当然是中国社会“现代化”的必然结果，但也同样证明了异质文化相遇的一个定律：当异质文化强大且采取温柔而不是攻击的姿态时，接受便代替了反抗，最终变“他”为“己”，使接收者在不知不觉的状态下以忘掉“己”文化为代价融入了“他”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