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革命时期，王明、博古这些人在党内占据领导位置，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在理论方面说得一套一套的，对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掌握得比较多，但他们脱离中国革命的实际。中国革命的实际迫切需要上升到理论上的创造，形成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正是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在丰富的实践基础上，通过真读真学，在哲学上写出《实践论》、《矛盾论》，军事上写出《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等，政治上写出《〈共产党人〉发刊词》、《新民主主义论》等，文化上还有《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些理论创造，全党上下都佩服。可以这样说，正是在延安的窑洞里，毛泽东完成了从军事领袖到政治领袖，从政治领袖到理论权威这两大跨越。 
　　毛泽东不仅强调读书，而且特别强调要读马列的书，特别是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掌握辩证法。他认为一切大的政治错误没有不是离开辩证唯物论的，有了辩证唯物论的思想，就会省许多事，也少犯许多错误。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还专门为干部开列了12本必读的马列主义著作，总称《干部必读》，包括《社会发展史》、《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国家与革命》、《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论列宁主义基础》、《列宁斯大林论社会主义建设》、《列宁斯大林论中国》、《思想方法论》。
　　我们都知道毛泽东戎马一生，领导一个国家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其工作繁忙的程度自不待言，但他还读了那么多书。可我们常听到一些领导干部抱怨说工作太忙，没有时间读书。
　　工作忙固然是一个方面。但说到学习“没有时间”，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托词。毛泽东工作很忙，但他博览群书、博闻强记，是众所周知的。即便是短暂的外出视察，他也不忘让工作人员带上书籍。毛泽东在延安的时候说过一句话：“如果再过10年我就死了，那么我就一定要学习9年零359天。”讲这个话是希望领导干部们抓紧时间读书学习，毛泽东自己确实做到了这一点。1975年他82岁了，眼睛不好，还专门请一位大学老师给他念书。我们知道，他是1976 年9月9日零时10分逝世的，根据当时病历的记录，9月8日那天，他全身都插满了管子，时而昏迷，时而清醒，清醒过来就看书、看文件，共11次，用时2小时50分钟。这当中，他已说不出话来，敲了三下木制床头，工作人员开始不知道他要看什么，有人想到，当时日本正在大选，毛泽东或许是要看自民党总裁、日本首相三木武夫的材料，就用手托着三木的材料给他看。最后一次看文件是下午4时37分，此后再也没有醒过来，7个多小时后便逝世了。这样的情况很感人，可以说已经不是活到老，读到老，而是读到死。　
　　3读“有字之书”与“无字之书”
　　毛泽东对读书、对书本的看法并不是一条直线，因而他读书人的本色，他读书的风格，随着看法的变化也就杂彩纷呈。
　　青年时代，毛泽东讲“立志”，立志的过程，在他的心目中，相当程度上就是读书。他当时几乎有一种要读尽世间书的雄心壮志，但很快就意识到这是不可能的，于是又提出一个变通的法子：择书。22岁那年，他还是一个师范生，便在汗牛充栋的国学著述中，选出77种经、史、子、集，开列给朋友，说要有学问，必须读完它们。
　　毛泽东在基本完成了自己的理想皈依以后，对读书的看法多多少少有了些变化。一则是忙于实际的革命活动，“脑子不能入静”，想读书而不能。更重要的是，一开始，毛泽东读的书本，包括马列的书籍，都没有也不可能告诉人们：在中国，应该怎样去搞革命。于是，在中央苏区时期，他甚至提出一个著名的口号“ 反对本本主义”。他那时花相当的精力去读另一本“无字之书”，即中国农村社会调查。正是在调查中，他对中国革命的道路有了越来越清晰的认识。尽管那些批判毛泽东的人嘲笑他是“山沟沟里的马列主义”，但是，正是那些读了大量书本的号称“百分之百的马列主义”者们，丢掉了一个建在山沟沟里的红色国家。
　　然而，毛泽东并没有因此在中国革命的苦难历程中，得出不要书本的结论，恰恰相反，红军长征到达陕北、抵达延安后，他似乎是异乎寻常地提倡读书，他自己也以参加革命以来从未有过的热情和精力，广收博求了一大批马列书籍，写下大量批注，无疑为了从理论上总结土地革命战争的经验教训，甩掉有人戴在他头上的“山沟里出不了真正的马列主义”的帽子。随后，他提倡研究中国的历史文化，继承从孔夫子到孙中山的遗产，自己更是津津乐道于各种古籍，大体是在做着在理论研究上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工作。至于对中国共产党的建设起了关键作用的延安整风运动，其主要的表现形式，实际上也是一场别开生面的读书运动。应该说，正是读书和提倡读书，使毛泽东在陕北的黄土高原的窑洞里，走完了他成为中国革命无可争疑的领袖的最后一段历程。这里说的“领袖”的概念，不仅是政治的和军事的，还是思想的和理论的。
　　毛泽东晚年对读书的看法有一些变化。比如，上世纪50年代后期，在推动大跃进的时候，他把期望寄托在最有实践创造力的人民群众身上，而对拥有知识的人却多少不以为然，于是他常说青年人胜过老年人，学问少的人胜过学问多的人，教授不如学生等等。但是，在意识到大跃进的错误后，他又竭力提倡读书，在庐山会议上，一开始他就讲了19个问题，而第一个问题就是读书，还专门给各级党的干部写了一封读书的信。随后，自己还组织了一个读书小组到杭州和广州沉下心来读苏联人写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到了60年代中期，一方面，他坚决反对死读书，他认为知识更多地来源于社会实践，大老粗最有出息，对青年学生来说不走出校门不行，于是提倡教育革命。另一方面，他自己则发誓要把二十四史读完，一直到“文革”后期，迟暮之年，他还念念不忘，全党要读书，要读点哲学，读点鲁迅，而他自己，则亲自圈定了84篇文史名篇，请一批饱学之士作了注释，嘱印成大字本，分送给少数中央领导阅读，因为眼睛患白内障，他还请来北京大学一位教师帮助阅读。 
　　因此，从毛泽东在不同时期对读书的公开态度的变化，特别是他有时候的公开态度和自己的兴趣选择不完全一致的情况来看，他反对的是死读书，反对的是不真读，不择读，不善读，不深读，反对的是思维方式的僵化，泥古不化，反对的是脱离实际的读书，结果为书所害，而不是反对读书本身。也就是说，一定要把 “有字之书”和“无字之书”结合起来读，进而在实践中用好读书所得。
　　4读书学习是一种历史责任　　
　　对一般老百姓来说，读不读书，属于一种靠兴趣和追求来决定的可有可无的选择；对学问家来说，读书大概就是一种别无选择的职业习惯；就政治家而言，就很难说了。中外历史上，也不是没有粗通文墨或不通文墨、乃至轻慢书籍的政治家，不过，这样的政治家大多是称雄一时，人亡政息。(有意思的是，青年时代，毛泽东把古往今来的大人物划分成“办事之人”和“办事而兼传教之人”)大体说来，贯通古今、识见深远而能从精神品格和行为信念上影响后世的出色政治家，多半是好读书的。毛泽东之读书，可以说，不是靠兴趣来支配的可有可无的选择，而是同他的生活、工作、事业、理想密不可分的别无选择的习惯。
　　在读书方面，毛泽东一方面有“我注六经”的素养训练和学术精神，同时又有“六经注我”的现实的敏锐眼光和超越气魄，从而常常在书中见一般读书人所难见的精妙，发一般读书人所难发的感慨，于是在读书笔记和谈话中常有惊人之语。诸如，他认为千古不耻的商纣王是一个很有本事、能文能武的人，宋玉的《登徒子好色赋》有辩证法，歌颂了一个模范丈夫，枚乘的大赋《七发》是批判保守主义的，贾谊的《治安策》是最好的政论，《红楼梦》写的是阶级斗争，鲁迅是现代中国第一圣人。这些，体现出他同一般治学之人的不同之处，即他的读书，形式上是个人化的爱好和选择，实质上却是一种社会化的活动，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体现出中国共产党和整个民族在相当一段时间里思想探索的轨迹。这大概就是政治伟人读书的非常之处了。
　　毛泽东把读书作为精神存在和思想提升的必要方式，表明未知的东西对他有一种极强的诱惑，要以有涯之生尽量包容、填充那未知的空间。对毛泽东来说，读书不是简单靠兴趣支配的选择，甚至也不只是为了工作的需要，而是他的一种精神存在和思想升华的必要方式，是一种基本的生活常态。读书对毛泽东来说，也是一种独特的对话，一种与古人今人、中国人外国人的思想交流。这样，读书对毛泽东来说，既是一种人生责任，又是一种历史责任。
　　读书的人生责任和历史责任在毛泽东那里是统一的。读书、编书、荐书和讲书，形成了毛泽东鲜明而独特的文化个性，从而散发出一种令人折服的文化气息和智慧力量。通过毛泽东的读书生涯，我们可以从一个角度了解他的智慧源流，了解他对前人和同时代人创造的思想，提供的知识，积累的经验，是如何吸收、扬弃和发展的。毛泽东留存世间的功业，多多少少也可以从他徜徉的书籍世界里找到一些伏线。也就是说，从毛泽东通过读书积累和营造的“胸中日月”，到他通过实践行动积累和创造的“人间天地”，是有迹可寻的。
　　当然，历史在发展，社会在前进。毛泽东那时喜欢读的书和他强调必须读的书，以及他所发表的有关评论，我们很难一一地去遵循，也无必要按图索骥地去一一仿效。讲读书之重要，体会毛泽东读书、编书、荐书、讲书的故事，意在倡导和弘扬毛泽东的那种结合实际的读书精神，而这种精神是永恒的。从毛泽东身上，我们能够感受到，对领导干部来说，读书学习是一种历史责任。通俗地讲，就是读书为做事，做事促读书。这就是历史责任。
　　陈 晋(本文根据《理论视野》2010年第1期访谈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