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的泉州曾以刺桐港驰名于世，在宋元之际更成为有着“天下货仓”之美誉的世界最大贸易港口之一。与其繁荣的社会经济、对外商贸成就相比肩的是它同样发达兴盛的文教事业，朱熹曾赞誉泉郡人文鼎盛，称颂“此地古称佛国，满街都是圣人”。在泉州人文涵化、习儒修德、教养为先的历史文脉的形成过程中，古代书院起着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

　　泉州书院开始并发展于唐末，鼎盛于宋，巩固于元明两朝。唐代宗大历七年（772年）李琦出任福建泉、漳、汀都团观察处置使，致力于兴教，“以五经训民”，“由是海滨荣之，以不学为耻，州县之教，达于乡党；乡党之教，达于众庶矣。”唐德宗建中、贞元年间（780—805年）泉州刺史薛播、席相，福建观察使常衮等人，掀起了另一次兴学活动。他们积极倡导办学，鼓励士子读书应举。在地方官员积极倡学的推动下，出现了“闾里之士，竞劝于学”的局面。宋代以后，泉州书院发展更为鼎盛，组织规制也更加完备。绍兴十一年（1140年）至咸淳三年（1267年），泉州相继出现12所书院，地域分布广泛，除了府城之外，晋江、南安、惠安、安溪、永春、同安各县都有。书院是古代泉州进行教育的重要场所和组织形式，融讲学、祭祀、藏书、修书等多种功能于一体，著书立说、讲学授徒、探索学问是其主要职能。

　　宋代以后，朱熹开创的“朱子学”成为儒家思想的一个重要流派。他在泉州府同安县任主簿期间时常到各书院讲学和游历，使理学在泉州地区得到了传播，并使之成为传统理学的重要基地之一，泉州亦以“朱子过化”之地为荣。南宋泉州相继创建的几家书院，或是为纪念朱熹而建立（如南安石井书院），或是朱熹讲学历经之地。书院的教学研究大多以传播儒学经典为中心的中原文化而展开，这就使得与主体文化处于疏离状态的泉州文化教育出现跨越式发展。朱熹曾为唐代高中进士的欧阳詹祠堂题写对联：“事业经邦，闽海贤才开气运；文章华国，温陵甲第破天荒。”此后，泉州士子在科场应举中屡屡及第，更加激发了人们从师习儒的热情。儒学思想及其尊师重教、尊儒尚文的价值取向被广为接受，泉州各地奉“家贫子读书”为圭臬，坚持“富贵书中求”等观念，普遍重视子弟的读书教育，家训族规多有奉劝子孙发奋读书的内容，重教之风日盛以至成为闽南社会的世代传统。有史料载当年泉州“民向学，喜讲诵，好为文辞”，常见“家诗书而户弦诵”的景象，所谓“极之十室之间，必有书舍，读书之声相闻”，宋代泉州还被人们称为“海滨邹鲁”，正是当时教化兴隆的形象写照与生动概括。

　　书院教育推动了当地兴学风气的形成，大大促进了人才的培养。泉州书院之设，无论以讲学为重，还是基于考课为主，基本宗旨都是为社会和国家培养有用人才。泉州之所以成为“八闽胜迹无双地，四海人文第一邦”，究其原因，关键是教育兴盛起了重要作用，使古代泉州人才如蛟腾鹊起，群星璀璨。自唐贞元八年（792年）至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的一千多年间，泉州学术、文章、勋业、道德、政绩、气节诸多方面，代有才俊硕彦，登科举、载志书的人物多达六千多人，其中进士近二千五百人。他们当中有民族英雄郑成功、政治家梁克家、改革家吕惠卿、理学家李光地、文学家欧阳詹、史学家何乔远、思想家李贽、科学家丁拱辰、军事家施琅等等，在历史进程中他们各领风骚，在政治、哲学、文学、科学、军事等方面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宋史·地理志》云：“福建路……登科者尤多”，以至于宋人称：“福建出秀才（此处意为进士），为天下第一。”南宋前后近150年，开进士科51次，泉州举子榜榜有名，且数量众多，平均每榜有18人，蔚为壮观。这些出类拔萃的人才中，有不少曾肄业于书院，说明书院教育对人才培养的推动功不可没。

　　唐五代后，泉州官员大举兴学，积极鼓励私学的创办，书堂、书房、私塾家馆等民间教育形式陆续出现。唐贞元八年（792年）私学出身的晋江人欧阳詹荣登龙虎榜，成为泉州历史上第一个进士后，更激发了民间兴学的热情。书院制度正是在私学基础上衍化而成。两宋时期，泉州人口渐多，经济发达，贸易繁荣，商贸往来与商业讯息的应用均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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