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文字作为符号是很难认的，之后有了字母文字，这是高度思维的结果，也是发展趋势。在咱们国家，有人争论我们的拼音能否成为文字。拼音化有两个含义：广义的拼音化，比如用拼音发短信、给汉字注音，方便了很多到中国来的外国人。上世纪80年代我到欧美去讲学，有个教授问我，汉字有没有1000个？他以为1000个就不得了了，我说我们通用汉字有7000个。他吓坏了！狭义的拼音化，就是把拼音变成正式的文字，这很困难。拼音从理论上讲当然可以成为文字，但要真正成为文字，不仅要我能写，还要你能看懂，100年后的人能看懂。人家问我最短要多久，我说你等500年吧！

用“华夏文化”代替“国学”

　　记：您曾举文艺复兴的例子旁证对“华夏文化”应该“温故而知新”，对古代文化的精华加以提高和发展，再创造新的文化。您对当前的“国学热”怎么看？

　　周：民国那时候就有好多人说不要用“国学”这两个字。什么叫“国学”？只是中国有“国学”吗？我就用“华夏文化”来代替“国学”。我主张研究华夏古代的东西，温故而知新。近来复古风很厉害，其中一种，以为古代好现在不好，这是错误的。孔夫子说“述而不作”，先把古代的东西学好，不要乱七八糟自己搞，这个态度开头是很对的，但再进一步就不行了。我们今天要“述而又作”，社会是进化的，我们要学古代的，也要创造今天的。这就是正确的复古态度，不仅继承，还要发展和更新。

　　记：除了向内观照华夏文化之外，您一直很关注全球化的问题。

　　周：我是学经济出身，1955年全国文字改革会议之后领导让我做文字改革，我就改行了。研究语言文字学时我发现，中国在这方面有很好的传统，缺点是只研究中国不研究外国，只研究古代不研究现代。新时代语言文字的许多问题其实从清朝末年就开始了，古老的语言文字跟现代化不能配合。所以我写成了《汉字改革概论》，把群众的感性认识提高到理性认识，把文字改革跟现代科学挂钩。

　　我做研究有这种视野——必须从世界来看中国，不能从中国来看世界。比如提出一个问题，汉字在世界历史上占什么地位？我从50年代开始研究，一直到80多岁把它写成书，叫做《世界文字发展史》，补充了现代的知识，跟外国联系，把汉字的学问扩大到世界。

　　前两天我看《许倬云访谈录》，有一段话很对，大意是说过去我们讲爱国，现在全球化年代不能这么讲了。要爱人类，从爱人类的角度来爱国。这种想法在英美很早就有了，迟早我们要接受，这是一个趋势。文化不分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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