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时期以来，有关振兴国学的话题不绝于耳。特别是在大陆接待海峡对岸政党领袖来访的时候，发生了某知名大学校长念不出篆书古诗，教学、研究机构负责人错用“七月流火”的典故等等发人深思的遗憾事件以来，大多数的国人，对于国学传统的继承和传统文化的普及问题，越来越感到了危机与严重性。

　　就国学的振兴和传统文化的普及工作来说，一个十分重要的方面，就是如何培养人们对于那些承载着传统文化精髓的传统文化典籍，即所谓古代典籍的阅读兴趣，以及如何提高人们对于古代典籍的阅读水平。在这方面，传统文化典籍的普及性出版，应当说是大有可为，肩负着非常重要的历史使命。

　　如何认识并且做好传统文化典籍的普及性出版工作，历来存在着不同的意见。但不管怎样，要想在更多的人群中和更大的范围内，普及传统文化，延续国学血脉，对于那些主要以文言形式刊刻、印行、传播的古代典籍，从不同的功能层面和价值角度，以大多数现代人可以接受的方式，进行不同程度的开发和推荐，确实是一个重要而又有效的途径。

　　然而，面对浩如烟海的传世古籍，作为主要承担这项工作的出版界，特别是古籍出版机构，到底应当怎样去做，才能胜任这个利在当代、功在千秋的事业呢？尽管有不少出版机构，长期以来已经做出了相当的成绩，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笔者仍不揣简陋，愿就这个问题，并主要结合着传统文学典籍的普及出版，谈谈自己的看法。

　　可以说，传统文学典籍是所有古代典籍中，拥有读者群最为庞大的一类。在过去的岁月里，传统文学典籍的普及出版，在赢得社会效益的同时，也给出版社带来了丰厚的利润。时代发展到了今天，怎样进一步做好传统文学典籍的普及性出版，依然还有许多问题可以讨论。许多问题表面上看，似是老生常谈，可在出版实践中，还是有必要时刻反省，不断改进，更加有效地实践。

　　影响传统文化典籍普及性出版的主要问题，从根本上讲，首先还是认识问题。我们知道，与厚重的古籍整理和专业学术著述相比，普及性读物往往显得轻灵活泼，通俗浅显，并且部头较小。但这并不等于说普及读物的编辑出版就比较容易。事实恰恰相反。要想获得理想的效果，普及性读物的出版，在选题策划、书稿组织、编辑加工和装帧设计等方面，都需要投入更多的成本，花费更大的气力。这是因为，普及性出版不是一般简单的出版：有了合适的书稿就可以编印，稿件质量不好就一退了之。而是要求出版机构要怀着更大的使命感去组织策划、认真编写、精心制作。此类稿件也不同于一般的个人著述。它有自身特殊的要求：首先，是要准确地传达和诠释古籍的内容，不能在现代的“再创造”中，出现背离原作思想内容的情况，即要忠实原著；其次是要艺术地传播和实现古籍的功用，不能在“简化”和“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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