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大学与古代学术

　　“国学”作为一种名言，古已存在。如《周礼·春官宗伯·乐师》：“乐师掌国学之政，以教国子小舞。”《礼记·学记》：“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大多数学者认为，无论是“乐师掌国学之政”的“国学”，还是“国有学”的国学，均指天子及诸侯国所设立的学校。但也有学者认为国学是指“国立大学”。张百熙在《进呈学堂章程折》中指出“家有塾”相当于蒙学，“党有庠”相当于小学，“术有序”相当于中学，“国学即所谓大学也”。马一浮亦言：“照旧时用国学为名者，即是国立大学之称。”（《泰和会语》）张、马的说法并非全无道理，但并不准确。西周教育制度，分国学与乡校两类。国学为天子及诸侯国国君所设立的学校，它又有辟雍、东序、成均、瞽宗、上序之分，辟雍居中、东序在东、成均居南、瞽宗在西、上庠位北，诸侯国所设之学曰泮宫。乡学分塾、庠、序、校。无论国学，还是乡学，都有大、小之学。《五经通义》说：“三王教化之宫，总名为学。……故乡为庠，里为序，家为塾。”《大戴礼记·保傅篇》：“古者年八岁而出就外舍，学小艺焉，履小节焉。束发而就大学，学大艺焉，履大节焉。”可见古代王天下者，必立大学、小学，使公卿大夫之子，大夫、元士之嫡子，先入小学，后入大学。总之，在西周时期，国学既包括大学，也包括小学，所以认为国学即是国立大学的说法并不准确。

　　两汉以后，国学一名方逐渐确定了国立大学之义。韩愈曾任国子祭酒，在《省试学生代斋郎议》中曾指出太学生“自非天姿茂异，旷日经久，以所进业发闻于乡闾，称道于朋友，荐之州府，而升之司业，则不可得而齿乎国学矣”。说明“国学”需发闻于乡，称道于友，荐之于州府，才能被国学录用，这样的国学当然不是小学，而是大学。在唐代，这种学府由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及与四门学地位相当的专科学校如律学、书学、医学等（北魏时，“树小学于四门”，四门学为小学）组成，它们都可称国学。至于欧阳修在《国学试策》《谢国学解元启》、苏轼在《国学疾策问》等中所说的“国学”，当与韩愈所说的国学意义基本相同，没有超出中央政府设立的高等学府的含义。

　　马一浮指出：“国学这个名词，如今国人已使用惯了，其实不甚适当。……今人以吾国固有的学术名为国学，意思是说别于外国学术之谓。此名依他起，严格说来，本不可用。”（《泰和会语》）钱穆在《国学概论》中也说：“国学一名，前既无承，将来亦恐不立。特为一时代的名词。”马、钱两先生这一说法影响甚大。从学科分类的意义上说，马、钱的说法并非全无道理。不过，我们认为，古代的“国学”一名与今日的“国学”概念并不矛盾，只是古代的国学概念比今天的国学概念宽泛罢了。在“学在官府”、学政合一的西周时期，国学既是教育机构，也是学术文化的集中体现。无论它是以《诗》、《书》、《礼》、《乐》、《易》、《春秋》大六艺作为教学内容，还是以礼、乐、射、御、书、数小六艺为教学内容，国学都是中国固有学术的承载者、传述者和光大者，今日我们可以称它是原生态的国学。而两汉以下，作为太学、国子学、四门学的“国学”，同样是承载中华文化道统的场所，是传承中国固有学术的重要阵地。故而，我们认为在强调国学一词“依他起”的同时，也必须指出国学一词的演变有着内在的进路。

　　自印度佛教传入中国，与外国相对的“国学”之实就已经存在。儒家学者乃至道士可以承认佛理与周孔之教或道教有相通之处及会通之可能，但不会承认它就是本国之学。晋代的王度针对百姓多奉佛法，相竞出家的现状，指出：“佛，外国之神，非诸华所应祠奉。”（《晋书·佛图澄传》）道士顾欢写《华夷论》反对“舍华效夷”，引起佛教徒的强烈不满，更将华夷之辩推向高潮。王度、顾欢等人所说的外国之教或夷教是指从印度传来的佛教。而周孔之教或道教作为中国本有之教，就是他们心目中的国学。从国学之名是“依他起”的角度，可以说自印度佛学进入中国起，国学之名成立的前提便已经具备，不必待欧风美雨东来。《南史·宋本纪》元嘉十五年载，“立儒学馆于北郊。”南齐高帝萧道成虽以武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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