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时期，相比于其他诸子，儒家是颇为寂寞的，而其寂寞的原因，被认为是“迂远而阔于事情”，即主张脱离社会现实。这样的一个评价，最终演变成一个新词：“腐儒”。今天，我们对书生的称呼，亲热点，叫“书呆子”，文雅点，叫“书生气”，而心里窃窃私语，则会用“迂腐”这样的词。

汉刘向、刘歆父子撰《诸子略》，认为儒家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最为高”，而司马谈《论六家要旨》的观点却与刘向、刘歆父子不同，认为“儒者以六艺为法，六艺经传以千万数，累世不能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故曰博而寡要，劳而少功”。显然，司马谈说儒家“迂腐”。

不过，还是司马迁深刻，他看到了儒家的坚守。司马迁说：“卫灵公问阵，而孔子不答；梁惠王谋欲攻赵，孟轲称大王去邠。此岂有意阿世俗苟合而已哉！持方枘而内圆凿，其能入乎？”

这不是孔子、孟子不知道卫灵公、梁惠王所想，而是不愿意迎合卫灵公、梁惠王的不义之战，所以被认为“迂远而阔于事情”。这种“迂远”，正是孔子、孟子的坚守。儒家的这种精神，正是中国社会保持向善力量的源泉。

战国时期，善于顺应时代变化的，是法家和纵横家。《史记·商君列传》说，商鞅通过秦孝公宠臣景监得以求见孝公，他知道最好的政治是五帝禅让之“帝道”，夏商周三王以德治国之“王道”已经堕落，而春秋五霸的“霸道”又比王道等而下之，但是，他为了求得秦孝公的任用，竟然以更等而下之的“富国强兵之术”游说秦孝公，以换得秦孝公的重用。

《史记·苏秦列传》说苏秦先到秦国，欲帮助秦国“连横”，统一天下，后不得秦重用，归家刺股苦学，后游说六国“合纵”，欲维持战国分裂之局面。后张仪先投奔已经发达的苏秦，其意是想在“合纵”中贡献自己的力量，因苏秦不接纳，遂投奔秦国，成为“连横”的智囊。这说明苏秦、张仪为了自己出人头地，对于统一或者分裂这样的大是大非问题，也首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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