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系建立之初的学派之争与学风流转

　　以上说过中文系的生日、出生地，以及后来系址的变迁，其实也带出来学科体制、人事、学风等方面的变化流转。既然是庆贺中文系的百年诞辰，不妨再说点旧事。

　　北大中文系诞生之初，是有很多艰难曲折的，并非一开张就灿烂。某些学派之争和人事纠葛也对这个学术新生体造成很大制约。现在看到的许多回忆都是文科出身的人写的，自然格外关注文科，有时说得有些神乎其神，好像整个大学堂就是文人和怪杰的天下。其实不然。大学堂时期的文科包括“中国文”虽然列为主课，但整个大学对传统学术并不像后人说的那样重视。大学堂开办才几年，就已经很“西化”了。特别进入民国时期，“百事务新，大有完全旧弃之概”，主掌校政的几乎全是留洋的“海归”，学校开会都用英语，谁要是会德语，那就更被刮目相看。事实上这时“中学”的研究已经退为“装饰品的地位”。学校本来就向“西学”倾斜，而文科特别是与国学有关的“中国文”又还被一些遗老把持，被冷落也就不足为奇了。严复主理校政之后，还是主张文科之外各科全由西洋留学回来者担纲，可尽讲西学；而文科则让它纯粹研究传统学术，“尽从吾旧，而勿杂于新”。那些年轻的“海归”派断然瞧不起文科中的旧式文人，彼此有冲突，严复希望中学西学两不相干，各自发展。他便起用桐城派文人姚永概担任文科学长。本来，京师大学堂期间，文科的教席就多为桐城派文人把握，包括吴汝纶（曾任总教习）、姚永朴（姚永概的兄长）、马其昶、张筱甫（曾任副总教习），以及为桐城护法的著名古文家林纾，等等，虽然仍多执滞于辞章之学，格局褊狭，却也曾一支独盛。清亡之后，这批效忠清室的文人陆续从北大流散，北大文科的地位更趋下降。这除了北大内部的人事变动，更因为民初学界的风气大变，桐城派原来笼罩北大文科包括“中国文门”的主流位置终于被“章门学派”所取替。

　　现在看来，学术“政治”好像与“地缘政治”也有些关系。所谓学派往往可能有“某籍某系”的背景。严复1912年离职之后，先后继任校长的何燏、胡仁源，都是浙江人，且都有日本留学背景，他们对文科中旧功名出身的“老先生”不满意，希望北大引进一些留日的年轻学者，来排挤桐城派势力，而章门弟子就成为首选。章太炎继承清代乾嘉朴学正轨，由小学而治经学、史学、诸子学、文学、佛学等，眼界阔大，作风扎实，在民初学界声誉隆盛，影响自非桐城文人所能比。章太炎因鼓吹革命而避地日本，除了办报传播革命，又设坛讲学，多讲音韵训诂，以及说文、尔雅、庄子等。听讲者多是浙江籍的学生，包括钱玄同、周树人（鲁迅）、周作人、朱希祖、马裕藻、沈兼士、黄侃、刘师培、刘文典，等等，后来各自都卓有建树。这些人多是同门同乡，互相援手推举，大都在1913－1917年间进入北大，形成北大文科和国文门的新兴力量。终于取代了桐城派的主导位置。

　　不过，在与桐城派的角逐中，章门学派最显示学术实力的是黄侃与刘师培，他们都不是浙江人。黄侃1914年入北大，在国文门讲《文心雕龙》与《文选》。刘师培1917年入北大，在国文门讲“中古文学史”。他们都以研究音韵、说文、训诂作为治学根基，讲究综博考据，打通经史，文章则力推六朝，又被称为“文选派”。他们学术上非常自信，自视甚高，力图通过北大讲台打一场“骈散之争”，驱除桐城派的影响。这除了学术理路的差异，更因为黄、刘认为古文家“借文以载道之说，假义理为文章”，其实是浅陋寡学。除黄、刘氏外，在国文系主讲文学史的朱希祖和其他一些教员也加入对桐城派的批评。桐城派文人终于一蹶不振，失去在北大的学术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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