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佛教史的系统研究，向来乏人问津。治佛教史的学者，即使对明代佛教有所关注，也往往集中于明末四大高僧的研究，而鲜有对明代佛教全貌的完整再现。这种学术现状，使得任宜敏先生这部50余万字的《中国佛教史——明代》，具有了填补空白的学术价值。

　　任宜敏先生长期留连于史籍之间，扒梳佛教发展的脉络，深思明辨，乃有元、明两部断代佛教史的相继问世。

　　《中国佛教史——明代》以翔实的史料，再现有明一代佛教在全国范围承续衍变之史实。书中详细说明了明代佛教生存的境遇和特点。朱元璋基于自身的特殊佛缘，以及对佛教在中国社会作用的认识，一边尊崇佛教，一边通过大力整顿佛教团体而试图重振佛教声威，使之能发挥教化民众、匡正世风、阴翊王度之社会作用。但明代诸帝均以佛教为统制社会的工具，终致佛教律弛教隳、全面下衰成为总体趋势。书中在对于各种明史和佛教史料的甄别、辨析、对勘的基础上，展开明代佛教基本生态的描述，既有宏观的禅、讲、教三类的总貌勾勒，又有四大高僧的重点呈现。书中全面梳理了明代依然一枝独秀的禅宗，尤其是临济、曹洞二宗法脉传承和高僧大德的行迹;全面展示了天台、贤首、慈恩、净土、律诸宗在明代的兴衰，介绍了藏传佛教，尤其是格鲁派在明代的状况。书中叙述了以宋濂、袁了凡等为代表的辅教居士积极闻道、迁善远罪，继而襄助教化的护教功德。

　　“以佛教文化为纽带的国际交往”，则再现了明代中国以佛教文化为纽带的国际交往的事实。该书以翔实的史料、严谨的考辨和审慎的拣择为要。这种踏实问学的态度，为其学术价值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所有历史研究，实际上都隐含着作者自身立场的预设。因此，所有历史也可以说是解读者的历史阐释。这种解读者主体的介入，在宗教史的研究中，显得更为复杂。态度、立场和方法，决定着宗教史的整理理路和叙事脉络。就中国佛教史而言，不仅需要关顾佛教自身的发展诉求，更需要有超越佛教的社会文化之宏观把握，需要一种深切的人文自觉。任宜敏先生的明代佛教研究，在坚持客观立场、力图恢复历史真实的同时，又努力保持一种“同情之默应”和“心性之体会”(汤用彤先生语)，着眼于后世的读者。这使得他在“陈迹之搜讨”中，不时渗透自己的忧患意识，其具体史实的展开，在保持坦率诚实，使历史尽其本份、写出真实的基础上，又表明了作者的鲜明立场和态度，使本书不仅成为历史真实的保留，而且也使历史成为一面镜子，凸现了中国“通古今之变”而“以史为鉴”的治史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