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小迷恋司马迁的钱穆相信，没有什么比历史更能寄托中国人的智能与情感。在抗日战争最为激烈的1937年与1938年，钱穆手不停挥歇地笔写着《国史大纲》，它跨越了几千年的风雨，不断重演着外族人入侵与被同化的历史、中国人在面对外来挑战时所表现出的气节与智能……在一个西方世界占据优势，而中国正在跌落到自信的谷底时，钱穆希望我们对于自己的历史保持着“温情与敬意”。

——许知远

　　在前往无锡的路上，我时断时续地读着美国人杰里·邓尔麟的《钱穆与七房桥世界》。

　　车窗外正是江南的阴郁天气，小雨下下停停。平坦宽阔的一级公路已把那些布满蜿蜒河流的小镇联结到一起，沿途不时出现的玻璃幕墙、金属框架厂房、三五成群的青年工人，表明鱼米之乡的长江三角洲已是新的工业革命的重镇。

　　穿过昆山，绕道阳澄湖。在一家临湖的餐馆里，我第一次吃到了阳澄湖大闸蟹。湖面上寒风瑟瑟，烟雾渺茫，屋内一壶黄酒温暖滋润。这是一次意外的旅程，大约一个月前，我迷上了钱穆。

　　9年前，在选修的历史课上，一位姓罗的青年教师给我们讲授中国历史，时间来到魏晋时，他戛然而止，决意让另一位老师讲述接下来的课程——因为中国历史的青春期到魏晋时终止，再无心醉神迷之处。在告别前，他推荐了钱穆的《国史大纲》。

　　在刚刚开张的北京大学南门的风入松书店里，我找到了黄色封面的商务印书馆版的《国史大纲》。这是一次注定夭折的阅读历程。竖排的繁体文字、文言语句、布满正文的注解，中国人熟悉了上千年的行文到了我这一代已变成了陌生的丛林。我对于钱穆的身份仍有质疑，出生于1895年的他，在“五四”之后的那两代中国知识分子中，身份不明。

　　新文化运动让我沉醉的是它的激进因素，是那种将传统一股脑儿扔进“历史的垃圾桶”的豪迈。“进步”，在我们的词典中是至关重要的，不管大学与中学政治课是多么空洞乏味，我们其实都是黑格尔的线性历史的信仰者，我们要不断抛弃陈旧，进入一个新阶段；为了一个更光明的明天，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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