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看起来早已无力面对现代的挑战。鲁迅的大部分篇章我都没了印象，却始终记住他对青年的告诫——多读外国书，少读甚至不读中国书。线装书理应被扔进茅房，儒家礼教中只写满了杀人，传统中国就是裹着小脚的媳妇……“传统”与“现代”在我们的谈话中被滥用，似乎真的存在着那么一个时刻，所有的东西都改变了，带有现代意味的都值得赞扬，而任何“传统”都是阻碍，必将被历史的车轮碾碎。

　　在我阅读所及的20世纪中国文化史中，钱穆混杂于一群人名中，他被提及，却似乎从来不与时代旋律相关，他是少量对旧世界如此钟情的顽固派，在李敖的记录里，他在晚年时还为蒋介石唱颂歌……

　　对钱穆的初次探索不了了之，甚至罗老师在我内心短暂地激起的中国文化的青春期热情也迅速消退了——诸子百家、魏晋风度与我所生活的现代中国看起来毫无关联，阿诺德·汤因比或者Google兄弟比他们更有力地影响了我的思想。

　　是史景迁促使我再次对中国传统产生了兴趣。“做中国人意味着什么？”在对邓尔麟的《钱穆与七房桥世界》的书评中，史景迁询问说：“究竟怎样一种价值观念，或者怎样一种文化，与历史的经验和共同的民族起源相互影响着，将中国人紧紧地维系在一起？”

　　在一个标榜全球化的时代，认同危机却覆盖到每一个角落。在一个你可以随心所欲地克服地理障碍的时刻，人人都在为自己的身份焦虑不安。

　　这些危机有一些源于古老的传统，另一些则是由一个崭新的全球性的时代带来的。人口的快速流动、相对价值观的普及、不同文化间的融合，这一切却使人们更加迫切地想知道：“我是谁，我的截然不同之处是什么……”不同的国家依赖不同的方式寻找独特性，塞缪尔·亨廷顿写道：“日本人在痛苦地思索，他们的地理位置、历史和文化是否使他们成为亚洲人，而他们的财富、民主制度和现代生活是否使他们成为西方人。伊朗一直被描述成‘一个寻求自己特性的民族’。南非也在‘寻求特性’，土耳其处于‘独特的特性危机’，俄罗斯处于‘深刻的独特性的危机’……”

　　中国依靠的是什么？在这一轮“中国热”中，中国被描绘成世界上最富潜力的市场、最大的生产基地，中国人像40年前的日本人一样蜂拥到世界各地，拍照、购物、参观遗址……成长的经济力量赋予中国人一种新的自信与不切实际的骄傲，但他们身上却看不出令人欣赏的品格，生机勃勃为中国社会注入了活力，却没有让人心生向往的魅力。更紧要的是，作为个体的中国人与由众多个体连接在一起形成的中国社会，似乎正失去他们的灵魂，金钱作为这个社会运转的主要润滑剂与兴奋剂已被过度使用。

　　历史最终还是报复了我们。我这一代人粗暴地理解了历史，将世界看做一幅实用主义的图景，把任何事物都当成了手段，最终我们要承担缺乏生命意义的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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