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感于这个时代的肤浅与喧哗，邓晓芒在10多年前就举起了“新批判主义”的旗帜，他认为，鲁迅是对中国传统文化劣根性批判最深刻最有力的人，但鲁迅的批判还停留于“国民性”的层次，而他自己的批判则试图超越这个层次而抵达“普遍人性”的层次。邓晓芒说，当前的知识界基本上就没什么思想可言，“只想着怎么能够出风头、出名，完全坠入名利的枷锁里去了”，“我们这个时代太需要一种思想，能够使我们中国人的眼界有一个提高。我觉得我的思想跟这个时代是合拍的，和社会现实密切相关，我的学问是在为打工仔和打工妹提供一种道德上、伦理上、哲学上的根据，人生观的根据。”

　　对话邓晓芒——

　　“易中天不算是公共知识分子”

　　广州日报：在国内当代作家中，您的妹妹残雪向来被视为一个独特的存在，您怎么看待她的创作和她所引发的争议？

　　邓晓芒：说到残雪，前不久我跟她聊了三天三夜关于中国文学的话题，可能最近会把这些对话整理出书。我觉得她的文学理念是有道理的，对中国文学乃至整个世界文学都有意义。

　　广州日报：您提及鲁迅的写作是批判“国民性”，您希望自己的写作能够“在中国人的国民性中植入更高层次的人性素质”，“更高层次的人性素质”是什么？

　　邓晓芒：鲁迅对国民性的批判带有很强烈的“功利”、“世俗”色彩，他希望通过这种批判来振兴国家。我想说的是，这种批判当然需要，但还应该进一步升华，还需要思考更根本性的问题，今天的知识界找不到几个愿意思考这些问题的人，从这点来说，我是很自信的，因为时代需要我的思想。

　　广州日报：您前一阵子的“出走”武汉大学的传闻是怎么回事？有人发出了“武大没落”论，您是怎么看待的？

　　邓晓芒：我只是调任而已，跟武大是否没落无关。我也不觉得武大“没落”，武大的那些事情，中国的所有大学都可能存在。我认同“中国高等教育完败”之说。中国的高等教育先是模仿苏联模式，现在又慢慢地回到了类似科举时代的那种做法，磨灭人的个性和创造力，虽然一直在尝试改革，却至今还没理出什么头绪来。

　　广州日报：您怎么看待易中天的话题性和争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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