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一次去杨先生家是将论文当面呈送，并请他出任答辩委员会主席。第二次去他家，是通告答辩时间地址。一见面，杨先生几句寒暄后，直率地发问：杜尔凯姆和马克思的思想没有直接的关联，为什么论文中一再批判杜尔凯姆的反马克思倾向？我别无选择，直率交底：这不是我的思想，是导师一定要我这么做的。杨先生大不以为然：“学生要服从道理而非老师，学生和导师可以争论嘛，有不同意见可以答辩会上见嘛，还有其他专家呢。”我说：“导师对我说过——如果你坚持对资产阶级学者不持批判态度，我不再继续带你。”我确实以为，如果和导师彻底闹翻，不会有人接替赵先生作我的导师，我将毕不了业。这些未说给杨先生。杨先生虽对此不快，还是接受了答辩会的安排。近日重读自己29年前的论文，仍然汗颜其政治正确的包装。很久以后，我也渐渐可以体会到赵复三老师的心境。我无从知道他的真实思想，但我想以他的身份，他当时至少是极不愿意让人们看到他的学生论文中的自由化倾向。这是那个时代的特征，虽然我不认为我有理由给自己解脱。
杨先生没有宽恕过我的妥协，尽管答辩会上我的答辩发言刚结束，评委们还没有商议，他就说话了：论文难度很大，我同意授予硕士学位，祝贺你。言毕站起来和我握手。大家都看呆了，因为老先生的话说早了。我做赵先生学生三年，磕磕绊绊，一直关系紧张。我曾私下申请并获美国某大学全奖，最终未获放行，还加深了师生隔阂。答辩会结束时他说：“一日为师，终生为友”，令我震惊和感动。想来他当时心情很好，我的论文政治正确上达到他的标准，学术水准上又受到杨老前辈的夸奖。其实在选题上我不都同意赵先生的原则，但一直感谢他逼我走向的归宿。我对历史和新学都有兴趣。但是嗅觉较好而记忆力很差，决定了我不宜搞历史，适合追踪新思潮。赵先生关键时刻，驱我走上适合我的路径。1989年之后他客居美国，无缘一面。
我特别想说的是，那个时代的很多言论是违心的。严格意义上说，违心的言论和抄袭一样是欺骗。之所以前者极少受到追究，是游戏规则使然。而之所以后者有规则而前者没有，是因为前者的欺骗限于读者(往往无从判断作者所言是否真心)和自己，后者还欺骗和掠夺了某位作者。一个作者受到的损失比读者更具体，更物化，更生纠纷，所以才有了规则。就是说，时代有时代的问题，我有我的问题，但是我的不实和汪晖被指认的不实不同——我没有触犯某项规则，那个时代的主要问题也不似钱理群等所言。学术在意识形态下面的挣扎和妥协，才是那个时代的特征。
不规范不是那个时代学术界的特征
接下来就从我的个案谈学术规范问题。我的论文开列了50种参考书，其中英文著作22种。我和导师赵先生接触太少(三年中一共见过10次面吧)，我一直认为他对我有偏见和严重误会。开学和三位新生见第一面，他单独和我谈了三分钟，说三个学生中你的底子最薄，要格外努力。我内心不服，问：薄在什么地方？他说文史。何光沪总分第一，但我是世界史考试第一名啊，除了考试，他对我们三人尚无了解，我当即明白他搞错了人。这误会无从捅破，也没必要，我努力就是了。看了我的论文他很吃惊，特别是惊异22本英文原著。在学生面前他一向冷面、脾气大，但声音从不高亢。他低声也是厉声地说：这22本书，每本都写出几百字的简介，主要章节都要涉及。这些书来自多家图书馆：北图、科学院图书馆、社科院宗教所图书馆、社科院社会学所图书馆，等等。书早就还了。只好一本本重新借出来，写简介，附在论文后面的参考书目中。两位同窗何光沪、单光鼐都骂我惹出麻烦，他们的论文也要增加这一项目。如果有一本写不出简介，赵先生几乎一定会修理我的。
其实赵先生不是学院派。他早年毕业于圣约翰大学，以后一直为我党做宗教工作、统战工作、安全工作，乃至官拜社科院副院长。他尚且如此要求学术规范，遑论地道的学院派。我做过首师大中世纪西方历史教授戚国淦先生私淑弟子一年，清楚地记着他的一句话：希望自己的博士生的毕业论文中参考一百本外文书，做五百个注。我们那时代做学生的多是以论文中参考书目多些、做注多为荣耀，而不是读过了掖着藏着，引用却不做注。旧时代江湖中，红帮是“准赖不准充”，青帮是“准充不准赖”。这话移植到学术界，“赖”就是引用了不承认，“充”就是没读过装读过(往往是转引)，赖要比充严重得多，因为它是侵权。
我感觉，上个时代中，“赖”——该做注却不做，不是那个时代学界的特征。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一，那个时代信息少，一个狭小领域的研究，抄袭穿帮的可能较大。其二，那个时代读研究生的人少，他们中相当比例的人要做学者，不是毕业即从政下海，而是终生留守学界，所以会追求长线效益。其三，我不愿说那时代人的道德高尚，因为道德太过复杂，我想说那时的人心眼死，也较少见到抄袭成功的示范。一句话，关于上个时代学界的特征，我不同意汪晖辩护者的说法。
社会风气毕竟相通，我们不妨做个类比和联想：中国的假冒伪劣兴起和盛行于何时？是80年代吗？我大不以为然。那个时代有那个时代的毛病，比如我前面所说的意识形态的强约束——今天仍然存在，但毕竟今天介绍西方思想时，导师不会逼迫你批判当先。但其特征不是假冒，不是抄袭。微观而言，别以为过来人都有汪晖的不做注的问题。宏观而言，不要以为那是一个假冒、剽窃、抄袭的年代。我的感觉是：90年代后，特别是世纪之交以来，抄袭才愈演愈烈；在这方面，学界与社会同步。
如此就有架吵了。钱理群和葛剑雄说，那个时代学术不规范。我说：不规范不是那个时代学术界的特征。我的个案说明问题吗？个案不可能一点不反映总体，但个案毕竟不能代表总体，想概括和比较两个时代学术界的特征谈何容易。所以我建议双方都退一步，谁也别武断地坚持自己对上个时代学术界特征的看法。比较两个时代学术界的抄袭现象的严重程度，确实是认识抄袭演化的一个独特视角。有心人大可从两个时代的毕业论文中抽样、甄别和比较。而汪晖事件，不必拉扯时代。
作者：郑也夫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