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来我是中国足球的少数重磅攻击手之一。但我说过多次，中国学术界比足球界好不了多少，不同的是足球曝光于大众，学界少为人知。我想，但凡有良心的学人都会承认，学界的剽窃、腐败、骗取和滥用研究基金，已经铺天盖地。有人捅出汪晖的事情，好得很。事情终将水落石出，汪晖不会被冤枉的。而汪晖是迄今为止被怀疑抄袭的人中名气最大的，以此引发关于抄袭的讨论，促进对抄袭的打击和自律，善莫大焉。 
      每当朋友们为一些尚未知晓却即将揭锅的事情争得不可开交时，我就说：都这么自信就下注嘛，空说无益。没信心敢下注吗？反过来，注都下了，还吐沫星子乱溅做甚？我以为，当一个人指称某人剽窃时，他是“下了注”的。人家剽窃与否，岂能他一人说了算，当事人如果没有剽窃，能善罢甘休吗？而如果最终剽窃不成立，胡言者必将名誉扫地，沦为笑柄。
      按照这番道理，可以说为汪晖辩护的钱理群等人也是“下了注”的，辩护不成也将丢死人的，且有拉帮结派、党同伐异之嫌。既然王彬彬、钱理群、孙郁，都下了注，还说什么呢？我要说的是，钱、孙下注前草率、愚蠢、不可理喻。在判断剽窃时，正方和反方是信息不对称的。对学术著作而言，论证未剽窃，要比论证剽窃难得多。抓到了一个靠谱的证据就可以定论剽窃，而将一本书读了10遍，也难以完成“没有剽窃”的论证。因为你无法搞清未做注的每句话的真实由来。作为第三者，你能做的其实是消极的、后发的，充其量是推翻他人提出的剽窃根据，极难主动完成某作品清白无欺的论证。即使心里断定不是剽窃，也该静观事态，或促进甄别及早开始。这倒好，钱同志对王彬彬的文章还未读完、手头又没有汪晖的书，就敢“下注”。汪晖事件对学界的贡献必将很大，并且贡献已经开始了，它教育我们：对指称剽窃的人要增加尊重，他下注了，若无胜算必是勇气可嘉；辩护则最好具体一点，比如指出某条证据不成立，“全面判定”当三思后行。
      汪晖事件中，认为不是剽窃、只是学术规范问题的几位学者，都提到了20年前中国学术界普遍不够规范，来为汪晖辩护。比如钱理群说：“以今天的学术标准来看，这些文字在引用他人观点时，注释做得可能确实不够严格，但这需要考虑到当年的学术规范远不如现在严格，在当时看来，只要大致标注出你引用了哪些资料就可以，不像现在，每引用一句话都得加引号。”葛剑雄说：“这有历史的原因，如老一代学者往往只注意成果本身的先进性，学术规范方面要求不严。”
      一方面，我不同意社会风气可以开脱和宽恕一个人的违规行为。上个时代的人都经历过人祸导致的大灾荒，那时城市中扒手颇多，但扒手落网惩治并不从轻，有因假造粮票而服刑多年者。另一方面，上述言论辐辏起来，给年轻人一个印象：上个时代学术不规范，汪晖的问题在今天是问题，在当时很普遍，上代人的论文都是这么做的。我认为这是对那个时代的歪曲。尽可能忠实地向下一代讲述上个时代的面貌，是上一代人的责任。
      违心言论和抄袭都是欺骗，但抄袭违反了游戏规则
      反对剽窃和杜绝抄袭是最大的学术规范，而论文格式不过是小的规范。在小规范上面，那个时代和今天有差异。比如现在的参考书目要按照作者汉语拼音和英文字母顺序排列，那时不太讲排列顺序，这给读者搜寻增加了困难。但就大的规范，比如引文要加注来说，上个时代的学界绝非不讲究。那个时代学界的主要特征和社会一样，是意识形态管束下，思想倾向上主动或被动地伪装，而非抄袭这样的作伪。且以我的个案来说明。
      我是1979级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的硕士生，导师赵复三先生。1982年论文答辩，题目是“杜尔凯姆和韦伯的宗教社会学”。这题目是在赵老师几次否定了我的选题后——我读过英国清教徒的书想写相关论文，被斥为“炒冷饭”；读过关于司徒雷登和燕京大学的一本洋书想写教会大学，更是无理由地被拒绝，我猜想那是他的专利——我的第三个选题被他认可。他的要求是，不许做前人(指中国学者)做过的题目。而当时韦伯的著作和杜尔凯姆的宗教论述都没有任何中译本，也没有任何人评述过。
      答辩委员会主席是人类学老前辈杨堃先生。人类学界有个传说，周恩来年轻未婚时追过杨先生的妻子，但是她选择了学究而非革命家。(上世纪)60年代杨堃夫妇以右派的身份带罪工作于云南，周恩来顺路去看望过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