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有光先生据说已经一百零肆岁了，仍旧耳聪目明思维敏捷，就是腿脚不大灵便。知道周有光先生的大名，还是在乡间读书的时候，父亲的老师杜大纪先生给也做了语文老师的父亲经常谈起王力、周有光、魏建功等人。这些僻居乡间的中国语文的薪火相传者在承受着巨大的乡间学子的升学压力的同时，仍然尽其所能把语文的独特魅力传递给一代又一代的农家儿郎。至今还依稀记得，带领我们复习语文时，已将过花甲之年的张崇信老师向我们背诵《陈情表》、《出师表》时，那盈满眼眶的热泪，那震颤撼人的嗓音！

    记不清在哪里看到周老先生的一篇散文，《窗外有棵大树》，说自己身居朝北的斗室，简单的陈设，至陋的家俱，唯一在看书思考之余可以眺望的是窗外的一棵大树，大树枝叶的四季荣枯，大树上的候鸟往来，大树的飒飒风声，大树的蓊郁苍翠，都牵动着老人的神思，注入了老人的情怀。但是有一天，大树被放肆而粗暴的砍伐了，老人望着陡然空旷单调的窗外，感受到了难言的寂寞与怅惆。看着老人穿透一个世纪后的炉火纯青的真挚文字，仿佛听到老人坚持而深沉的声声呐喊，喧哗辽阔的京华之大，老人渴望留住窗外大树的愿望竟然成为一种奢望！我想，假如，老人是在曼哈顿的中央公园附近安居，窗外大树的命运会相对安稳一点吧？估计不会有什么人去随便动脑筋要开发砍伐了吧！据说，澳大利亚有法律规定，一棵树和一幢住宅若存在六十年以上，就不得随便拆毁搬迁了，如果变动，就要有相当完备的手续与程序要走。

    扯远了，还是说周有光先生。实际上，对周有光先生的了解相当有限，只是知道他是经济学方面的教授，也曾经在纽约供过职，还约略知道他的夫人与沈从文先生的夫人是亲姐妹，所谓“合肥张家四姐妹”是也，但喜爱周有光先生还是因为他的一本轻松随意有趣味的书:《语文闲谈》。

    我所看到的《语文闲谈》是从周有光先生两千八百条“闲谈”中选粹的四百七十四条的本子。这些内容，或源于街头巷陌，或集自书籍报刊，或记录奇思漫想；海阔天空，凡字句、拼音、语法、繁简、诗词、谜语以及古今历史、地理、艺术等无所不有；亦庄亦谐，笑话、趣事多方搜罗，删繁就简，结尾处一语中的令人称绝。这些看似闲篇的小品，却因周先生用的是严谨的学术态度，表面上轻松愉快，底子里则是气相庄严极端认真。有了这样的敬畏之心明达之志，写法上看似散漫随心，想到哪里说到哪里，长短不拘，多为三言两语；编排方式亦不甚讲究，似乎也没有微含什么大意，但却处处在闲适中透出一种趣味与雅致，传递的不仅仅是知识、掌故，更是一种见识、节操与品格。值得特别提出来的是，周先生选摘的报刊文章，总是要注明原作者的名字或者媒体的名字，这种严谨求实不掠人之美的精神，现在似乎已很难得了。

    有人说，《语文闲谈》是“不是论文的论文集”。这话，我信。据说，中国是世界上博士人口最多的国家，每年生产的论文数量遥遥领先世界各国，而我原来熟悉的一家所谓学术刊物，每篇论文的版面费据说行情已经涨到了一万多元。是人民币在贬值？还是市场的供给过于“繁荣”？难怪这家编辑部的头头脑脑们到主管部门那里都是一副孔乙己般的穷酸相可怜兮兮相:我们编辑部连电话费都交不起，可怜可怜我们吧！但摇身一变，却变色龙似地开着宝马车出入于酒红灯绿之中，在众多博士们哀求连连中则是另一副尊荣和嘴脸:拿版面费来，没有钱，一切免谈，我很忙，还要谈××工程课题的百年大计呢。呜呼！在这些“主编大人们”眼中，周有光的这些“闲谈”不过是“负暄琐话”而已，会有什么价值？但如果说对于自己母语的种种来历置若罔闻，漫不经心，强不知以为知，闹出笑话还恬不知耻，那周有光先生的书似乎真的没有什么价值。但如果是一位爱惜自己母语的人，是一位留心语言变迁的人，是一位不愿人云亦云浑浑噩噩的人，是一位希望自己的语言简明清通的人，看看这本《语文闲谈》一定会大有裨益、神清气爽。如果说，刘义庆的《世说新语》多讽喻劝诫故事，郑逸梅的《艺林散叶》多报刊补白掌故，那周老先生的《语文闲谈》则是关于语文知识有趣味富见地的百宝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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