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藤博文从英国留学归来，大倡优化种族之论，认为黄种人荏弱不堪，不及白种人远甚。他当政后，即实施“谋种”政策，凡欧美白人入其境内，辄鼓励日本女子与其野合，以改良种族。谭嗣同对此十分羡慕，然亦知此法断难行于中国，于是喟然作诗曰：“娟娟香影梦灵修，此亦胜兵敌忾俦。蓦地思量十年事，何曾谋种到欧洲？”

戊戌变法期间，陈鼎的改革建议较之谭嗣同等更为激进。他认为赶超英美，有四个当务之急：一是变服装，即穿西服，如此一来就不会再把奇装异服的西方人当成“鬼”了，有利于学习西方；二是合宗教，即合并基督教和孔教，彼此都要顶礼膜拜；三是通语言，要求士人尽学西语；四是通婚姻，鼓励中国人与西方人通婚，如此才更可广泛地认知西方。陈的建议引起了光绪的兴趣，曾令军机大臣和总理衙门大臣认真阅读。

李鸿章访问美国，有记者问他是否可以将美国的报纸介绍到中国，他答道：“我国办有报纸，但遗憾的是我国的编辑们不愿将真相告诉读者，他们不象你们的报纸敢讲真话，只讲真话。我国的编辑们在讲真话时十分吝啬，他们只讲部分的真实，而且他们也没有你们报纸这么大的发行量。由于不能诚实地说明真相，我们的报纸就失去了新闻本身的高贵价值，也就未能成为广泛传播文明的方式了。”

德国皇帝威廉二世对袁克定说：“中国的东邻日本，奉天皇为神权；西面的英、俄，也以帝国为根本制度。中国地广人众，位于日、英、俄之间，离合众共和的美国则很远。美国人断然不能远渡重洋，来作中国的强援。如今中国的共和制度刚刚建立，执政者多为帝国旧臣，而革命分子势力脆弱。以袁大总统的威望，一变民国为帝国，变总统为皇帝，这正是英、日、俄各国的愿望。德国誓以全力襄助此事！”袁克定大喜过望，回国后即转述与袁世凯，极力怂恿称帝之事。

民国初年，正值德国威震欧洲，北洋军遂处处效仿德军。不仅教官选择、阅兵步伐、制服款式等均向德国看齐，连蓄须也流行德皇威廉二世的八字牛角须，袁世凯本人如此，其部将曹锟、冯国璋、段祺瑞……一概如此。

章太炎曾撰文痛贬西方人所用之铅笔、钢笔，并考证出中国古代已知使用铅笔，只是后来才衍化为毛笔。他说：“展转蜕变，毫之制造愈良而铅铁遂废不用，欧洲则讫今未改，以笔言之，亦见汉土所用为已进化，而欧洲所用为未进化者也。”

顾维钧任总统府秘书时，将他在哥伦比亚的老师古德诺推荐给袁世凯作法律顾问。古德诺当时是哥伦比亚大学的法学院院长，也是全球政治学和行政学的权威。他忠人之事，结合中国的历史传统和实际情况，写出了著名的《共和与君主论》，主张中国实行君主制度。他说：“以中国的历史文化、社会经济和教育水平情况来看，既不能一成不变，又不宜变得面目全非，相对于民主共和政体，显然以君主立宪为佳。”他本是提交给袁世凯作参考的，不料却被袁世凯遍示于众。古德诺因此成为跳梁小丑，并失去了代表共和党竞选下任美国总统的机会。

蒋介石留学日本时，常在电车、火车或渡轮上看到日本人阅读王阳明的《传习录》，许多人读一章节，即闭目静坐，若有所思。蒋大受刺激，遂买了大量王阳明的著作开始研读。他说：“对于这个哲学，真是一种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一种心领神驰的仰慕……”

罗素说：“我爱中国人，但是显而易见的，为了抵抗凶恶的军国主义，中国的文明将大部分被摧毁，他们似乎没有别的路可走，不是被征服，就是采用他们敌人的各种劣习。”“新中国应该为自己设立目标。要保存中国固有的民族性：文雅和礼节，坦诚和谦和，加上有西方的科学知识，且把它应用在中国的实际问题上。”他相信，除非中国保存其固有的爱好和平的生活哲学，不学西方对人对事的侵略态度，否则中国采取了西方的政府制度和工业化，不一定能增进世界和平的机会。

鲁迅说：“与其崇拜孔丘关羽，还不如崇拜达尔文易卜生。”

1921年，李璜等中国青年党人给巴黎大学的学者写信，请教三个问题：一、人是否宗教的动物？二、新旧宗教是否还有存在的价值？三、新中国是否还要宗教？他们收到了三位著名教授的回答，他们是中国历史专家家马尔塞•；格那列、小说家亨利•；巴尔比斯、社会学学者布格列，他们的回答都是否定的。巴尔比斯认为，基督教作为经济政治扩张的工具进入中国是个不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