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素把马克思主义当作基督教、佛教、伊斯兰教之外的另一种宗教来加以批判，李大钊也曾同意布尔什维主义是一种类似于宗教的群众运动。

1924年，辜鸿铭赴日本讲学，认为中日之争为兄弟阋墙，而日本之所以能御侮于外，非明治西化之故，实中国传统之功。西方人言性恶，互为猜忌攻伐，衍为欧战，若听任之，必成人类之浩劫。日本若持续西化，亦必将扰乱东方，因此应喝止西化，荷担起复兴东方文明的使命，进而拯救世界。日本之喝止西化，亦足以喝止中国之西化，日本须将纯正的中华文明反馈中国，这是上天给予日本的使命。这就是所谓大东亚文化建设之论，日本人因之而成大东亚的政治理论。

1929年，日本首相田中义一在上呈天皇的奏折中说：“如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

梅兰芳访美时，一位美国老太太十分痴迷，每场必到。后来她得到了与梅兰芳见面谈话的机会，她拉着梅兰芳的手赞叹不已，说：“这是多么好看的一双手呵！为什么演出的时候要用袖子遮起来呢？”

何键离任湖南省主席前，断的最后一个案子是，下令枪毙了一个妇女，理由是她竟然嫁给日本商人为妾。那日本人已经撤侨回国，他的中国小妾不仅有“通敌罪”，且有辱中华女性的民族气节，所以罪不可赦。自然不少人拍手叫好！然而不要忘记，中日开战后，郭沫若回国当了高级官员，他留在日本的妻儿纵然遭受歧视，也决不至于被判刑或处死。可见中国当时的法律精神是多么淡薄了。

抗战爆发后，陶行知赴美国募捐，结识了加拿大蒙特利尔皇家维多利亚医院的著名脑外科大夫白求恩。陶行知向白求恩介绍了中国的严峻形势，白求恩便马上组织了一支医疗队赶赴中国。

抗战中，陪都重庆电力缺乏，灯光昏暗，可即使是这昏暗的灯光也是有限制的。对此蒋廷黼在行政院会议上提出采取日光节约时间，每年4月1日将钟表拨快一小时，行政院长孔祥熙当即反对，认为这是闻所未闻的。此议于是被否定。但是不久以后，一个美国人提出了相同的建议，却马上被采纳了。

抗战后，北平行营主任李宗仁邀请驻华美军司令魏德迈将军，请洪业作陪。魏德迈致词：“中国之所以未能成为强国，对世界和平及繁荣有所贡献，乃由于两大敌人的阻碍。一是日本，半个世纪以来一直操纵中国政治，给中国带来灾难，现在中国在美国帮助下已经打败了日本。第二个敌人是你们的内奸，我们美国人爱莫能助，这个内奸的名字就叫贪婪。你们若要享受真正的自由，要为人类的福利尽一份力量，非得除去这个内奸不可。”给魏德迈做翻译的是另一位美国将军普利士，他没有翻译魏德迈的第二段话。这时洪业站起来说：“我以平民和历史学家的身份，向两位将军致谢。魏德迈将军说得好极了，普利士将军翻得也很准确，但他为了给我们中国人留面子，第二部分没有翻完，现在我来把它翻完。”他的举动只赢得了一片沉默。

抗战后，美国为着自己在远东的利益，极力调停国共矛盾。1946年2月，当国、共及其他各党派在重庆上清寺签订一个基本方案后，美国特使马歇尔致词：“此协定为中国之希望。我相信其将不为少数顽固分子所污损，盖此少数顽固分子，自私自利，即摧毁中国大多数人民所渴望之和平及繁荣生存权利而不顾也。”

毛泽东到莫斯科为斯大林祝寿，斯大林非常激动，对毛赞不绝口：“伟大，真伟大！你对中国人民的贡献很大，你是中国人民的好儿子！我们祝你健康！”毛回答道：“我是长期受打击排挤的人，有话无处说……”斯大林打断他的话：“胜利者是不受谴责的。不能谴责胜利者，这是一般的公理！”

1949年，国民党在大陆的颓势一发而不可收，胡适、雷震等人办了一份杂志，希望借文字之功，鼓舞灰心丧气的军民，挽大厦于将倾。胡适提议，当年戴高乐在国难中办有一份《自由法国》，那么现在的这份杂志不妨叫《自由中国》。雷震即向蒋介石转述这层意义，蒋对其大加嘉许。但等他们都移驾台湾之后，这份刊物却成为攻击国民党独裁统治的利器，最终被封禁了事。

雷震案发生后，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费正清在《纽约时报》上质问美国政府：“我们广大的援助背后，竟没有政治自由的意念吗？我们冒了战争的危险保障台湾，只不过是为了支持一个宁愿使用不必要的警察国家方法，而不愿意健全的政治进步的独裁政权吗？”

中国从英国进口斯贝发动机，英国人感到很奇怪，因为斯贝发动机是中国人吴仲华发明的。吴仲华20多岁就在英国当了教授，在日内瓦会议时见到了周恩来，要求回国，虽然英国方面拼命挽留，他却义无反顾。他回国几十年内都默默无闻，还不断受到批斗。后来国家发现进口的斯贝发动机有质量问题，便派他去交涉，英国人听说他来了，马上同意照价赔偿，不少英国专家还声称吴是他们的老师。

文革中，商店招牌大多改为“工农兵”、“红星”、“延安”、“韶山”之类的革命名称，此外还要在合适地方写上“为人民服务”、“毛泽东思想万岁”等口号，即所谓“一片红海洋”，外观上根本看不出是卖哪种商品的。尼克松访华时，北京的“红海洋”突然消失了，很多商店恢复了原来的招牌，这也算是尼克松对中国的一大贡献吧。

1972年，中美在杭州谈判，因在对台湾的表述上存在重大分歧，谈判陷入僵局。谈判闲暇，基辛格指着西湖的苏堤问：“那是什么？”乔冠华答：“那是苏堤，是1000多年前的一位杭州市长苏东坡修的。”基辛格，又问：“这一边是西湖，另一边呢？”乔答：“也是西湖。”基辛格忽有所悟，遂与中方达成共识。次日，《中美联合公报》在上海发表，其中有云：“美国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美国对这一立场不提异议。”

杜维明对唐德刚说：“近百余年来，我们都在向西方学习。现在他们的好东西我们都学会了，他们也该学学我们的好东西了。”